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特：如何看待中国国企改革？第三轮国企改革的关键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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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记者蔡译萱发自北京

5月12日，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出席第四届思想中国论坛并与参会嘉宾畅谈现代企业理论与中国国企改革，这是哈特1994年之后第二次到访北京。

2018年是第三轮国企改革的关键之年，而现实中，中国特色现代企业理论尚未真正建立，国企改革所需的指导理论也尚不明晰。什么是最贴近改革的指导理论？每轮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如何看待中国新经济的崛起？初创企业如何才能发展成像阿里巴巴、谷歌这样的好公司？作为契约理论界的经济学泰斗，哈特提出的不完全契约和剩余控制权（incomplete contract and control）对以上问题一一做出解答，并为国企改革、企业融资、企业合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产权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对初创公司来说剩余控制权非常重要

哈特认为，从长期的角度，契约不可能把将来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考虑进去，契约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即是不完全契约。

一般情况下，如果契约并没有规定某一个行为的控制权应该由谁来掌握，控制权往往在那些资产控制（产权）人的手中。

剩余控制权跟很多其他的商品一样，是非此即彼的，在发生企业兼并时，拥有更多控制权意味着有更多的激励，而失去产权、控制权的一方则失去了很多激励，产权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由于剩余控制权的稀缺性，其从属必须进行谈判，不能单独决定。但是，跟所有经济产品一样，控制权有最优配置，关键在于如何给予相关方足够的激励，让其有意愿在关系中进行投资。对初创公司来说，如何使用投资，是企业还是风投来获得企业的控制权？一个最好的办法是设计状态依存的控制权，即债务合同，企业经营情况好的时候企业家说了算，当企业出现财务问题，无法还清债务，就由投资者说了算。

阿里、谷歌等高科技公司的双重股权结构给公司本身更多控制权

哈特指出，真正的好公司强调公司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最终控制权，这就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在现实中的体现。

对上市公司来说，其产权有一股一权和双重股权的模式。在一些情况下，将股权和投票权挂钩的一股一权是一种优化的结构，这时货币回报是大家对这家公司在唯一重视的回报。另一种情况是部分控制权由公司内部人掌握，部分由市场股东所掌握，即双重股权结构。

公司本身有控制权，而市场持股者对公司控制很有限，纽约时报以及高科技公司阿里、谷歌都是这种结构，公司创始人不止在乎金钱回报，更在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前景，这种结构应该被允许，同时应制定日落机制（
sunset provision
）定时核准公司负责人是否有能力继续拥有更多控制权。

香港证交所原来只允许一股一权，现在也允许双重结构的股权结构。

国企改革应分类看待，宜公则公，宜私则私，其实质也在于控制权分配

在谈到国企的效率问题时，哈特称国企通常的问题在于竞争不够、创新不足，效率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但不能一概而论，否认国企的存在价值。“如果没有行政干预，一家企业的效率也许很高，但它同样会做出不利于公众的事，尤其当我们在谈到垄断时，显然是对社会无益的，因此有些情况需要政府干预，” 哈特在接受eo记者采访时表示。以监狱为例，如果完全私有化，那么也许它的运营很高效，但犯人会有糟糕的处境。

在他看来，国企改革应区别对待，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有所把控，对以经济导向为主的国企，应该打破垄断，让市场发挥作用。这之前，首先应解决控制权归属问题，

“如果你不解决控制结构的问题，这样改革是很困难的，”哈特称。

但他同时指出，现实中私有化过程中也会出错，用正确方法实现私有化并不容易，因此需要渐进式的改变。在私有化以后，政府也要进行严格的监管。

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国企的改革的背景下，哈特理论的核心在于控制权交易。

即在任何的合同、法律等等都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谁是这个产权的最终拥有者，谁有对产权有最终决定权。他提出，所谓企业治理问题，就是解决和企业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为什么大量的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够获得成功？如果试图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条件下，设计内在的激励机制，模仿市场运作，实际上是设计、模仿不出来的” 许成钢表示。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市场竞争，产权交易、破产以及兼并小企业，最终才能在市场上形成资源的相对更优的配置以及激励机制，这是产权理论最核心的内容，中国企业改革要想生效必须落实到控制权的再分配上。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去行政化非常关键

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清泰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必须改革既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以财务约束为主线的国有资本委托代理体制。

要改革国有资产监管方式，从履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行政化管理职能，转向履行法人、出资人职能。

此外，也不能忽视居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投资运营机构的属性和运作机制，国有资本的功能转换和效率提升将主要通过投资运营机构的有效运营来实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管资本应在中间层面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把权利交给他们，而国资委制定宏观政策，处理所有权管理事项。原天津财经大学校长、现南开大学教授李维安则表示，在管资本的条件下，如果管理高管，应把握投资公司层面的高管，而非辐射所有高管。

针对如何管资本，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国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表示，去行政化是非常关键的一步，第二就是市场化。目前私有经济在 GDP的比重约60%至70%，由于国有企业是资产，资产累计财务回报率非常慢，但是资本的财富积累速度远远高于资产积累的速度。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做大国有经济，一是要投资国家战略经济产业。二要投资广泛的中国经济，从支持民营企业的角度，让全体人民来享受民营企业发展带来的成果，发挥资本的作用。在他看来，当前的改革应着眼于做大国有经济，做强国有资本，做活国有企业，淡化国有企业（的概念）。国有企业就是企业，与私有企业应同等对待。

注：第四届思想中国论坛系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