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忠烈祠”探秘国民党缔建的“忠烈祠”体系具有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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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忠烈祠”探秘。圆山|晏欢|烈士---

国民党缔建的“忠烈祠”体系具有浓厚的民族传统色彩，它亦是日本、韩国在内的“中华文化圈”常见的“国家荣典制度”，这套体系起源地的中国大陆人，反倒对其相当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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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曾在大陆举办公祭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在首都、地方上为忠臣烈士设祠奉祀的习惯，如各种忠烈祠、昭忠祠、忠烈庙、褒忠祠等等。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皆有此传统。1941年3月，内政部礼俗司提出了建立“首都忠烈祠”的计划，准备就公共祠庙改建，并于同年7月7日举办公祭。但计划过于急迫，蒋介石指示“暂从缓议”。第二年，两次拟建计划纷纷作废。

战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面对内战和经济崩溃，仍然手头拮据，建造“首都忠烈祠”计划再遭拖延。抗战后地方上依靠自己筹资建立起了1000座左右的忠烈祠，但规模小，且基本上是改建旧有祠庙，十分简陋、寒酸。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时期举办的最后一次首都春祭，借南京灵谷寺正气堂举行。

1969年竣工的圆山忠烈祠，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忠烈祠”。它成为祭祀国殇的最高级别场所，圆了南京建设“首都忠烈祠”的夙愿。1969年前后是台湾的忠烈祠建设高峰期，这与始于1966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关，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忠烈祠和孔庙大兴土木。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17点，是圆山忠烈祠的开放时间，免费，没有休假日。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每4个月在忠烈祠的操枪表演已经成为平时最亮丽的风景，使得许多游客只注意礼兵仪式，而忽略忠烈祠作为国殇慰灵圣域的原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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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进入台湾的“忠烈祠”

深圳的建筑设计师晏欢念念不忘，1944年8月，当他外祖父、新6军50师师长潘裕昆率兵攻克密支的同时，他那时任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少校营长的祖父晏福标，在衡阳外围的雨母山上阵亡。半个世纪后，晏欢和父亲来到雨母山，发现当地人对衡阳会战期间的这段往事一无所知。让父子俩更郁闷的是，他们在湖南省档案馆“敌伪人员”专柜中，找到晏福标留存于世上的唯一照片。除此以外，在大陆找不到什么资料。

当他们来到台北忠烈祠时，在武烈士祠的校尉百人灵位上找到了先人的名字，顿时如释重负。所有档案皆已电子化，只要提供被查人的姓名、籍贯、年龄、军阶、阵亡地点等消息，就能查得结果。管理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打印出一份《烈士资料详表》。按惯例，工作人员还从牌林中找出故人所在的那一块，放在桌案前让遗属祭拜。这一切贴心周到的服务，让晏欢父子倍感欣慰。

近年，已有越来越多大陆民众赴忠烈祠寻找自己先人，或者托人找寻。台湾目前共有22座忠烈祠归政府管辖，只有位于台北中山区圆山的 “国民革命忠烈祠”隶属于“国防部”后备司令部，其余皆归地方政府管理。在基隆河畔的圆山忠烈祠，占地5公顷，内分文、武烈士祠。武烈士祠供奉东征、北伐、抗日等各时期牺牲的三军将士。将军级别的牺牲者，有单人牌位供奉；校尉级的是百人合用的牌位；士官、士兵则以集体名册藏置在箱子里，每箱1万人名单。现供奉武烈士共396622人。

文烈士祠里，领导人和具有特殊贡献者设个人牌位，余下设百人牌位，现供奉2536人。文武差别在于，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职人员外，文烈士祠囊括了所有在黄埔建军之前不分文武的国民革命烈士。逝者要入祀忠烈祠，须遵照两条法则进行申报。目前，军人申请入祀的条件有三条，符合其一即可：一是作战时地，为争取胜利，冒险犯难，功成身死者；二是作战时地，恪尽职责，慷慨成仁者；三是因执行特殊危险任务死亡，经“总统”明令褒扬者。

1978年，台湾“国防部”颁布《国民革命忠烈祠入祀办法》，同年收入了台湾在日治时期的起义成仁者名单。1988年，随着台湾所处环境的变化，“入祀办法”作了修改，警察、消防、公务员、教师忠烈殉职者也有了入祀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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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烈祠”正在被人们遗忘

虽然尚是观光名胜，但长期研究忠烈祠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蔡锦堂已注意到其中的尴尬，他担忧：“每年的春、秋国殇大祭只落成一种仪式而已，广电报纸媒体对它的报导篇幅愈来愈小，甚或虚应，国人也愈来愈忘记或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与重要性。”

走过几十年风雨，忠烈祠的困境并不仅在于此。作为“首都”忠烈祠，圆山忠烈祠在资金上并没有匮乏，但地方上的忠烈祠皆给人难以为继的印象。“我们只在春、秋公祭时开放正殿，平时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迎接入祀。”台北市忠烈祠的管理人员称。

管理上的无力，使得地方忠烈祠无法发挥它们本该有的教育、教化的功能，给公众名存实亡的感觉，只剩下提供牌位和定期祭拜两大功能。穷则生变，尤被人诟病的是高雄市忠烈祠，除了部分中庭被承包出去经营咖啡馆外，祠外有卡拉OK的商业活动破坏了肃穆庄严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