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巨头集体放话：金融风险要治！狠狠治！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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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5月15日，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24位委员在会上发言。

在全国努力"打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背景下，本次与会委员们共同聚焦的主要有如下4个问题：

1、 去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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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36.2%，比2015降低了3.2个百分点，宏观上看，在贯彻中央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已初见成效，然而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仍然存在，代表们提出了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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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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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方式方法稳妥降杠杆。狠抓结构性去杠杆这个关键，扭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尽快完善司法处置、税收优惠、工商注销等配套政策措施；建议积极探索推动国有企业母子公司联动债转股、债转优先股、"偿债+债转股"等市场化债转股实现方式。

全国政协常委胡晓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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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杠杆率的当前水平还是历史变化看，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贡献均在一半以上，且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问题在国际比较中也十分突出，这既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也有结构性因素的原因。为稳步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要对杠杆率的分子端和分母端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遵循稳中求进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动企业"去杠杆"。

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分母端做加法。一是宏观政策要中性适度。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避免"去杠杆"进程过于激烈。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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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支持高科技的长期特别债券，补充国家投入。其中一部分可通过可转换优先股形式，即允许投资者在一定条件下转换成对成功投资项目的股权。这样既可以共享成功的回报，也可以提升社会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例，降低杠杆。

2、 化解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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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想不到：在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中，我们不仅公司债出现兑付难题，政府债中的地方债也会东拆西借，以新还旧。

从审计的情况看，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规模普遍较大，有的已经超过了"政府债务系统"的债务规模。

这些债务，有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有的通过PPP项目、有的通过给企事业单位担保等方式，有的利用"互联网金融"举借债务，债务类型多，手段多，多数在打政策的"擦边球"，给准确界定政府债务带来一定难度。

这些隐性债务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但又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最终偿还责任的债务，形式多样，透明度差，债务风险高。

据Wind数据，2018年地方债到期规模为8389亿，2019年为1.31万亿，2020-2022年到期均在2万亿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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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胡晓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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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压缩存量债务和减少新增债务，在分子端做减法。一是在清除占用大量无效信贷资源"僵尸企业"的同时，防止过剩产能"一面清，一面出"，循环往复出现。二是重视企业境内负债、境外运营问题。三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四是推动社会融资结构向股权融资格局转变。

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和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分母端做加法。一是宏观政策要中性适度。既不能搞强刺激，也要避免"去杠杆"进程过于激烈。二是提高新增负债对应的资产质量。在降杠杆的过程中，除了解决数量问题，更要重视质量问题。同样的负债由于产出的质量和效益不同，风险也不同，债权人和债务人都应着力提高新增负债对应资产和项目的效益，把好风险关，从追求规模、速度等短期行为，转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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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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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界限，盘清底数。制定统一口径，甄别核实隐性债务。及时回应地方疑惑，消除地方顾虑，协调解决债务甄别中存在的细节问题，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数据完整、准确、可比。

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制定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行动计划，分类施策，多措并举，稳妥实施，对新增项目，要有保有压，及时调整。对历史存量资产，研究如何变成产权，成为今天的资本。把已建成项目的未来收益变成今天的投资，把经常性国有资产运营收入变为地方长期的综合财力。

堵塞后门，开启前门。深化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地方举债由地方人大审议批准，增强透明度和约束力。强化预算内外约束，严禁违规融资、变相举债，严肃纪律问责。要加大对财力薄弱的欠发达地县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结合扶贫攻坚、乡村振兴、江河治理、公共事业发展，增加省级财政专项补助和转移支付，采取倾斜、捆绑方式，有些项目由省里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切实避免马太效应，促进地区协调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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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调整政绩观，不再搞GDP挂帅。扩大地方债务规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支撑比较高的GDP增长速度。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在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的情况下，人为抬高增长速度，必然以超出偿还能力的规模筹集资金，加大财政金融风险。

建立地方债务全面审计、信用评级和向地方人大报告的制度。要健全相应的会计准则、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制度，由第三方机构定期审计，进行信用评级。地方债务的"借、用、还"要定期向地方人大报告，接受监督。

把地方公益性国有资本与地方债务一并管理。我国地方政府有一块国有资本，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空间。这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但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来源。下一步可以考虑把公益性国有资本债务管理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系。

切实解决地方政府和国资国企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除了法律、政策规定外，一定要下决心拿出一批案例，打破刚性兑付，相关人员承担责任，即使付出较大代价、面临困难局面，也要有战略定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要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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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地方政府性债务就如一座冰山，水面上的是显性债务，而水面下的就是隐性债务。隐性债务的危险性不言自明。据地方反映，一些市县靠借高利贷支撑。在当前问责机制下，多部门同时发力遏制隐性债务，若力度过大可能会提前引爆风险炸弹。

债务不等于风险，风险在于债务资金使用低效。防控隐性债务风险，短期看，要控制增量，保持好债务规模与偿还能力之间的平衡。而从中长期看，关键是用好债务资金。具体而言，应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债务控制不能搞"急刹车"；二是盘点资产负债，分类分层编制可变现资产负债表；三是编制地方投融资项目规划，努力做到精准融资、精准建设、精准控制风险；四是防范隐性债务风险应与经济形势、国际环境的变化关联考虑。

3、 创新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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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业态的产生和发展、跨市场交易的活跃和外部安全挑战，由此孳生了一些不规范的经营活动，游走在监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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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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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针对清算机构、金融资产登记托管机构、交易所或交易平台、交易报告库等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同特点，制定分类统一的监管标准。同时，进一步完善支付、征信等领域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标准，提高监管效能。

完善分层分类的监管安排。根据金融基础设施的系统重要性程度和业务种类实施分层分类监管。当前的重点工作是强化互联网属性金融基础设施监管。要根据互联网金融整治及长效机制建设的分工，适时进行监管并调整优化。

统一实施准入管理。建议按照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涉及股权、期货的基础设施由证券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准入，其他类型的金融基础设施由中央银行负责准入。对现有金融基础设施，应进行重新评估认定，合格的予以发放业务牌照，不合格的则限期整改或停业退出。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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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互联网金融交易的监管。当前，金融监管要把市场行为监管放在突出的位置，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重罚损害消费者的行为，关停金融诈骗机构并绳之以法，真正让监管者"长牙齿"，让违法者闻风丧胆。

加大对互联网金融市场监管力度。把监管资源向发现风险、防范风险、处置风险倾斜。重点解决监管部门的"数据、算法和计算能力"不足的问题，建议财政部加大对监管部门的大数据监管平台建设的投入，提供从大数据存储、清洗、脱敏、计算到呈现监管一体化大数据监管平台工程。

发挥监管科技作用精准监管。提高监管人员的技术和能力水平，娴熟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改进监管方式。金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快金融监管科技建设的步伐，在大数据金融安全监管平台的基础上，构建数字金融、数字社会顶层设计。

为防范化解证券市场重大风险，夯实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基础，必须做到有法必依，用具体措施强化"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底线。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德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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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任何时期的虚假上市重组行为公开追溯信息披露、追溯处罚，鼓励有效融资；修改惩罚条款，提高虚假陈述、造假者及相关机构的违法成本；规范新三板市场实际上运行的注册制上市制度，提升其管理效率与能力，避免沦为类似美国的粉单市场。

加大拟上市公司和已上市公司的信用建设及其监管力度，严肃信息披露，严惩失信行为，尽快构建有针对性的足额赔偿机制和对失信者的信用惩戒机制。

厘清监管部门职能、"国家队"基金职能与调控行为的边界，杜绝因胡乱作为而扰乱市场；国家级救市行为作为权宜之计，危机过去之后应及早退出，避免误导市场其他参与者；运用大数据追查内幕操纵行为，依法加大打击力度，提高犯罪成本。

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流程，严格依法执行退市制度，公正公平地加快相关公司的退市速度，去除"僵尸公司"，有进有出，逐步把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维持在合理的动态水平。

4、 各经济主体的风险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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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遏制管套利空间，解决各部门监管过程的越位与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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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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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结合金融业发展规律和特点，探索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考评体系，优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支持基础性、战略性创新等金融服务机制，推广政府主导建设担保体系等做法。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行政总裁王冬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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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跨部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提升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层级。这样既突显保障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又有助于通过强有力的领导推进跨部门协调，弥补跨市场、跨行业、跨区域监管漏洞所带来的风险，从而尽快形成一个统一、协调、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此外，建议在委员会下设立若干跨部门工作小组，为委员会对金融业的全面监管提供有力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谈了如下2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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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顶层设计要处理好四个关系。一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金融事权的关系，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加强对金融业的统一管理，严格限制地方金融事权，金融、准金融机构的准入和监管规则制定等事权由中央统一负责；二是处理好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关系，应重点弥补分业监管导致的监管碎片化缺陷，以综合监管适应综合经营，加强监管的统筹协调，让金融监管跟上金融实践的步伐；三是处理好产融结合的关系；四是处理好防范风险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从微观上看，金融机构需要筑牢四堵防火墙。一是筑牢战略防火墙，始终以国家政策和市场价值为导向，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明确战略方向、功能定位。二是筑牢体制防火墙，建立总部适度多元、子公司专业化经营、事业部相对独立的管理体制。三是筑牢制度防火墙，通过健全完善风险限额、客户集中度、资本充足率等管理制度，对财务杠杆比率、行业与客户授信比例进行控制，有效规避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四是筑牢信息防火墙，加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管理，严格履行关联交易额度审批要求，加强品牌信息的资源整合，严格客户信息管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阐述了如下3种风险治理不协同的问题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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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管控金融风险的市场表现，不重视控制金融风险的源头。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当地的房价稳不稳、市场利率高不高、政府债务率高不高、是否存在互联网金融机构跑路情况以及银行坏账率是否下降等问题，认为只要这些方面稳定住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但是对于什么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源认识不到位，基本上围绕着当前金融市场上已经存在的不正常现象采取措施，没有做到彻底根治、刮骨疗伤。

重视金融市场的风险，不重视实体经济领域的风险源。许多地方政府简单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是金融市场问题，防控工作也主要由金融监管部门来承担，不太重视实体经济领域内蕴藏的金融风险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