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形成“新留守” （一）形式理性与“新留守”现象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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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式理性与“新留守”现象

韦伯认为形式化理性具有可计算性，关注效率和达到目标的最佳手段，关注可预测性。理论理性是将行动安排进一套价值观中，涉及在一定价值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

“新留守”是经济上理性计算的结果。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城市迁移成本较高，打工收入难以支撑整个家庭在打工城市中体面的生活，在家庭迁移困难又不想回农村的情形下，在家乡县城买房不愧为最好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但大多数人还不足以支撑打工所在的发达地区的房价，在没有廉租房的情况下，显然不现实。调查时有访谈对象说，现在各地的有钱人到发达地区的城市买房，推动了房价的上涨，低收入群体难以买房。相反，在中部地区，大多数县城和地级市房价并不是很高，大概在4000 左右，有的低到3000 左右。新生代农民工打工收入一般是一月3000 多，夫妻二人一个月有5000 多，再加上父辈支持，在县城或者离村庄更近的地级市买房，问题并不大。

“新留守”也是权利上理性计算的结果。从老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他们的境遇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在城市中的权利大多难以得到保证。在打工城市中租房同等权利也难以真正实现。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在打工城市租房很多权利无法得到保证，具体体现在社区生活中的身份不平等互动，生活上的困难导致无法关心社区事务因而对城市没有认同感，不能共享社区免费体检和选举等各项权利。在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城买房后，完全实现了以上权利，因为现在中小城市户籍放开，购房就可以迁移户口，不迁移户口也可以通过房屋产权实现以上各项权利。孩子得到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良好教育权，家庭成年人实现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权的顺利转移，选举权的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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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质理性与“新留守”现象

实质理性是指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甚至不计较手段和后果，而不是看重所选择行为的后果。新“留守”产生的原因，除形式理性之外，还有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上的实质理性，也促使了“新留守”现象的形成。

1. 生活水平提高的价值追求。提高生活水平不仅是物质追求，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满足感，体现的是成功感。随着经过第一代农民工经济的积累，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由生存型变成了发展型，大多数老一代农民工也不需要再如此辛苦，因此，等儿女结婚以后，生活压力变小，为了后代更好的生活条件，他们也愿意支持子代在县城生活，为了带孙辈，使孙辈受更好的教育，希望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也会在县城留守。新生代农民工妻子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新生代农民工为改善住房条件，有的人所在村庄在深山里也确实不适合居住，等等，都体现着物质上的变化，更体现为一种价值追求，也是成功的外在标志。

2. 社会阶层提高的价值需求。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城买房体现了阶层地位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了儿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提升后一代阶层地位。新生代农民工自己可能当年不愿意读书，但打工后认识到了读书和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就会期待下一代享受更好的教育，提高社会阶层，改变打工的命运。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城买房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试图改变下一代的阶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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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荣归故里的归属需求。据中国人的习俗或价值标准，在外有出息了，会有光宗耀祖和荣归故里的需要。在外的成功在故乡兑现为县城购房，由农村到县城购房生活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现在，中部很多地区女方的结婚条件之一是必须要在县城有一套房子，在外打工多年，要是谁做不到这点也常常被人看不起。

4. 延续社会网络的情感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会产生情感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到打工城市买房，社会网络会产生断裂。这些问题最终会影响他们在打工的沿海发达城市的生活质量。就是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来说，他们在城市中重构社会网络也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很多人还是偏向于在家乡县城购房。同时，在中部地区调查发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会和关系好的亲朋好友相约一起在县城某个小区购房，保持原有社会网络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