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研究生之死：学生何时成了导师“家仆”？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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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媒体报道，武汉理工大学研三学生陶崇园，遭导师王某长期压迫，被逼迫喊“爸爸”，买饭送到家中…最终陶崇园不堪重负与欺压，于26日清晨跳楼身亡。对此，校方回应，警方已排除他杀，已成立专班调查。

又一名前程似锦的青年学子在导师的无情压榨下自杀。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仅仅三个月前，西安交大博士杨宝德自杀身亡。同样的原因，两位成绩优秀的年轻人，皆因不堪导师压力自杀。

回顾一下，与陶祟园一样，杨宝德来自湖北黄冈农村，家境贫寒，成绩优异。这个村里学历最高的年轻人，要帮博导浇花、打扫办公室、擦车、拎包、挡酒，甚至要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杨宝德曾几次尝试自杀，在去年圣诞节当晚，杨宝德结束了自己29岁的生命。

微信聊天纪录显示，陶崇园不仅要占用大量的学习和个人生活的时间为导师王攀做家务，而且必须随叫随到，经常晚上被叫到导师家中，与导师“面对面交流”，甚至被逼着叫王攀“爸爸”。

的确，一个人选择轻生，往往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从现在媒体披露的事实看，把杨宝德之死与其导师行为建立直接因果关系，证据并不充分，也不够严肃。

把学生当旧时“家仆”，有违教师基本职业道德。

但毋庸讳言，在眼下的中国高校，导师要求学生陪自己逛超市、打扫家庭卫生，甚至享受研究生称自己为“老板”，这样的现象并不鲜见。对一个学业繁忙的博士研究生来说，学生身陷其中，耗费大量时间不说，还得不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处理导师安排的杂务，带来的心理焦虑不言而喻。

研究生导师为什么要招“寒门”研究生？现在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在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下，师生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

那么这种带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令学生感到窒息的关系，是不是个别的呢？显然不是。去年被揭露并且被处理的北航教授陈小武骚扰性侵女研究生事件，是第一个例证;正在调查的对外经贸大学薛姓教授猥亵性侵女研究生事件，是第二个例证;2008年，因和女学生发生性关系，被女生男友在教室当场斩杀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是第三个例证。在百度上，用“教授性侵犯女研究生”做关键词搜索，居然能够搜出27万多个网页，可见这种现象之普遍、令人触目惊心。

导师手上到底有哪些生杀大权？当下，广大研究生，没有导师的同意和签字，学生无法参加论文答辩；没有导师的推荐，学生也无法在这一专业中得到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包括由研究生保送博士、由博士到博士后站锻炼的机会。尤其像历史考古那样相对“冷门”的专业而言，就业情况更是要依赖于导师的资源，弟子们不得不对导师绝对服从。

无论是高校的行政官僚对待教师，还是研究生导师对待学生，一旦高权力者将低权力者视为资源，而不是有着个性诉求的具体的人，那么高权力者就不会再像尊重一个平等的人那样对待低权力者。

导师视学生为“家仆”，究其实质，也是利用师生不平等权利关系进行无理索取与强制交易。而这种变异的师生关系的背后，暴露的是当下部分高校教师师德的匮乏，以及学校监管机制乏力的无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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