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麻醉医生,也离开基层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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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麻醉医生,也离开基层医院了

在小镇医院从事了七年的临床麻醉,最终,我选择了离开。

 

清楚地记得离开的那天下午,我默默收拾物品,把穿了好几年的白大褂挂在门后,把钥匙交给手术室的护士大姐。那一刻,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儿,假装平静地转过脸擦擦泪,微笑着和同事告别……

多年后,当我回忆起曾经在小镇医院奋战过的时光,依然心潮起伏。

所以,我想把这段往事说给你听……

 

1、悬崖边跳舞

初到小镇医院是在2001年冬天。

随院长来到手术室,只有两个简陋的手术间,有空调、有氧气瓶,但没有心电监护仪,麻醉机早已老化不能正常使用。

院长说:“麻醉机也用不着,都是下腹部手术,只需要腰麻和硬外麻就行了。原来咱们这里的剖宫产和阑尾切除术都是局麻,你来了,就大胆开展业务吧!”说罢,院长离开了。

这是二十余年的真实情况,如果放在现在,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敢在没有麻醉机的情况下开展临床麻醉。

小镇医院几乎是全县规模最大的乡镇医院了,有五六十名职工,每月大概有40台左右的手术。一般是剖宫产、阑尾切除术和疝气手术,偶尔也有胃穿孔修补或子宫切除这样的手术。

当时的工作,无异于“悬崖边跳舞”

在麻醉机不能正常使用和没有监护设备的条件下,椎管内麻醉是不允许有失误的。尤其是术中管理,无法检测血氧饱和度,只能通过口唇颜色和呼吸节律来判断,给手术病人吸氧多多少少有麻醉医生自我心理安慰的成分在。

医院最常见的是剖宫产手术。腰麻之前一定要把麻黄碱注射液抽到注射器里备好,腰麻之后一翻身,立即用手工测量血压,有时还没测出,产妇已经因血压下降出现呕吐、胸闷、心慌了......

小儿疝气手术就更加惊险了。氯胺酮麻醉之后,我会从棉签上揪一点棉花,用胶布固定在孩子的鼻翼上,以此观察呼吸。手里随时拿着简易呼吸器,其实心里很清楚,一旦发生喉痉挛或者严重的呼吸抑制,简易呼吸器未必有用。

手术室的护士大姐信基督,她曾经告诉我:每次手术她都会默默地祈祷着。

大姐的丈夫是外科医生,我们一起合作完成了许多手术,术中有过波折、有过困难,也有过惊心动魄的抢救,但很幸运,在我工作的那几年,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

护士大姐感谢主耶稣,我感恩生活。只能说是幸运罢了......

 

2、岗位边缘化

因为年轻,一直提醒自己要努力工作,所有的风险都不畏惧。可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岗位被边缘化了”

医院只有我一个麻醉医生。外科和妇产科医生会以“麻醉师”的称谓把我介绍给病人和家属,虽然我几经纠正,他们总认为:“麻醉医生”和“麻醉师”并没有区别。

称谓还算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小镇医院手术科室的医生直接告诉我,做手术,我们可以用麻醉师,也可以不用。不用你麻醉,你就没有绩效和奖金。

我曾给进修时的老师电话聊天说起这个情况,电话那边,老师惊得许久说不出话来。

三甲医院的麻醉医生,或许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但在基层医院,却是真实的存在。

那时还没实行新农合,加上医保普及率不如现在。选择在小镇医院做手术的患者,要么是熟人,要么为了尽可能省钱。选择局麻,意味着可以省去至少500元钱,在二十余年前,这个数目对于基层贫困患者来说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

医生会说:“小余,你开支杜冷丁吧,一会局麻之后你直接推“杜非合剂”让病人睡觉就行了。病人说了,花钱多的话人家就不在咱们这儿做手术了。”

我清楚,医生其实也很无奈!

 

3、兼职麻醉医生

总以为实行了“新农合”之后,乡镇医院的麻醉医生会迎来春天。可是,全市大多数乡镇医院和小型医院的手术科室都迎来了寒冬。

随着报销比例和农合政策的逐年优化调整,大多基层患者不再选择来小镇医院做手术。报销比例不低,谁不去规模大、条件好、专家多的大医院呢?

手术数量一度下滑至每月不足十台。

有一天晨会,院长宣布:为了发挥我在文字方面的特长,由我担任“院办主任”,已上报卫生主管部门,很快就批。而对此,我毫不知情。

从手术室挪到院办,我开始了写材料、发报纸、接电话、开派车单以及督促卫生员打扫卫生、督促茶炉房按时提供开水等等这样琐碎的工作。麻醉医生,真的成了兼职,有手术需要麻醉时医生会喊我过去。

那段时间,我突然觉得自己过得浑浑噩噩,虽然有同事羡慕我能经常陪着领导外出。殊不知,从明亮的无影灯下到觥筹交错的酒桌,我完全失去了方向,找不到前方的路。

 

4、在纠结中离开

虽然小镇医院手术少,但是在工作中,依然有许多让我感动的瞬间。比如,乡间淳朴的百姓会介绍自己的亲戚来做手术,还会当着我的面很自豪地对亲戚说——他打麻醉针打得可好了,做手术一点都不疼。有一次术后回访时,家属非要把鸡蛋塞给我,我不要,他们就在出院时偷偷放在我宿舍门口。有时,也会在小镇集市上遇见之前服务过的患者,他们就像亲人一样嘘寒问暖,问我找对象了没有?回老家了没有?老家的父母身体可好......

不知是那些年的医患关系相对和谐,还是因为患者多是周边百姓或熟人,总之在小镇工作那几年,我们和患者及家属之间保持着融洽的关系和良好的互动。如今虽离开小镇十余年,偶尔去那里,街上依然会有人拉着我热情寒暄。

不过,在有了孩子之后,我不得不考虑孩子的教育问题了。当我问及基层医院手术室的同仁时,才知道他们大多都在寻找新的出路。有的执业医师考试不顺利,干脆改考医技或药师。执业医师顺利过关并注册麻醉专业的,很容易就去了上级医院。那几年,麻醉医生跳槽似乎要比其它专业更容易些。

几乎所有人都告诉我:你手中的“麻醉执业证”比较稀缺,因为有这个证,你可以不用太费力地离开手术越来越少的小镇医院。当然,也有公立或私立医院主动联系我,表示只要我同意变更执业地点,接下来的事情他们安排。

也许是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里,也许是基层医院留给麻醉医生的空间太小。什么样的理由已不重要,我最终决定离开,虽然有过不舍、有过挣扎。

变更执业地点时,卫生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医院只有你一个麻醉医生,一旦变更走,医院又没有新的麻醉证,按照法律法规,外科和妇产科病房就得取消,即便给医院一定的时间暂时不取消,可是这中间一旦出现问题,必属违规......

那一刻,我万般纠结。

既然事情如此严重,思前想后,我决定不再保留原单位的事业编制,辞职!

 

5、难舍的情结

转眼间,离开小镇医院近十年了。

昔日同事告诉我,如今小镇医院发展得不错,新盖了医技楼和病房楼,手术虽然更少了,但更加侧重于居民健康普查、预防保健和社区服务功能......

我想:这才是小镇医院相对准确的定位吧!

可是转念一想:那些和我一样曾经奋战在各地小镇医院的麻醉医生呢?您依然在坚守?还是已经离开?

最后一个麻醉医生,也离开基层医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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