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冯立拍摄的照片“让人不舒服”是他的特长冯立家里有三只猫、一只鹦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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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冯立家里有三只猫、一只鹦鹉，还有一头猪。这头猪来得特别。他妻子在机场上班，去年春节，有个女的带着猪去搭飞机，安检人员不让她把猪带上去，她一气之下，把猪扔掉了，手提行李也不要了，直接上飞机走了。

安检人员没办法，猪呆了一晚上，没人理，妻子就收留了。

“很难讲得清，为什么带猪上飞机？猪带不上去，行李也丢了？”直到今天，对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士，冯立还是好奇，猪才不管这些，天天黏着他，比先来的“猫主子”们还争宠，又怕冷，天凉了，缩在取暖灯前的垫子上，绝不挪身。

冯立觉得猪是来找他的，多年前，他网名就叫“自由猪”，爷爷早年也养过，像有一种呼应。他的其他动物也是一样，“黑猫是路过工地，一摇一晃朝我跑来，鹦鹉更是意外，有天打开卧室的窗户，一只鹦鹉飞过来，真漂亮。”

找不到主人，也送不出去，他就自己养，毕竟“是一个生命，养了也很高兴”，冥冥中，他的亲人，也多少和这些动物发生过关联，他慢慢也就觉得这之间的牵连，可能有种必然性。

拍摄对象也是一样。

这个以《白夜》系列著称的摄影师，在十余年的不间断拍摄中，捕捉了太多荒诞魔幻的人像。

他是怎么拍到他们的？连相熟的同行都诧异，有次他和摄影师王轶庶在兰州，对方看他打街回来后的相机，说“我在兰州生活这么长时间，都没遇到这些人，你都碰到了。”

他的解释，是久别重逢，“我没有找他们，他们来找我，我的鸟、我的猫、我的猪，还有他们这些人，都是冲我来的。”

《廊桥遗梦》的种子

冯立学的是中医，毕业时，在地区卫生局工作，他和摄影结缘，还要从一部电影说起。

1995年，他看到一部电影，是梅丽尔·斯特里普、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等主演的《廊桥遗梦》，电影里的男主角，叫罗伯特·金凯，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里面大量开着吉普车，带着相机拍摄的场景，打动了冯立。

“具体说不上所以然，可能就是生活方式，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对金凯那一台尼康相机，冯立更是迷恋，家里存了一年钱，妻子给他买了台相机，足足花了一万多，是尼康FM2，当时成都的房价，也不过才一千多一平方米。

“回想起来，当时特别傻，专业相机还不普及，能背相机的，都是摄影师、摄影记者等专业人士，我放着三脚架，在人民公园拍菊花，别人搭讪都是问，老师，你好专业哦，你是摄影师吗？”

现在人，都流行说“诗和远方”，而在当时冯立的眼中，金凯一车一相机，在路上拍照的感觉，就是他眼中的“诗和远方”，他后来还买了辆二手吉普车，也经常带着相机在路上，一来二往，他希望更纯粹地去做，实现摄影这个梦。

1999年，他找到局长，说要辞职。对尚有铁饭碗之说的那个年份，辞职还是罕见的事情，局长问他为什么，他说要去拍照。对方很惜才，就跟他说：“区委宣传部搞摄影的，最近辞职了，要不，你去试试？”

在当时的冯立看来，一切和摄影有关的工作，都是美妙的事情。“虽然不能随心所欲，但能或多或少和照片发生关系，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他一边拍着工作照片，一边拍着风景，或是花花草草，完全是一个爱好者的手法，“2003年以前，工作照片和想拍照片是一样的，重合的”。

对他来说，2003年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结识了同样爱好摄影的骆丹和阿斗，看了对方的照片，冯立很有感触，“他们居然这样拍照片，觉悟是比较早的，不是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的拍，而是在走心，探讨人的内心。”

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老师，他们就在各自家里，互相摸索，彼此交流切磋，探讨摄影的可能性，冯立把它形容为黄金时代，“大家都有强烈的求知欲，谈起摄影会热泪盈眶，我的感觉，就像前面有窗户，但很模糊，但你知道，只要这样走着，有天就会看见。”

有次，他和阿斗去洗照片，看着照片一张张出来，阿斗很得意，说日本有个摄影大赛，我这些照片寄过去，肯定一等奖，后来大奖一公布，一等奖果然是阿斗拍的《公交车与中国人》。

每个摄影师，都有属于自己不同的灵感。正如冯立，他做了许多摄影师不会尝试的公务员路线，还一直做到现在，从不为之束缚，“我不会反感工作中需要拍摄的东西，任何土壤，都有它的养分，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白夜》的由来。

“那个场景的复活”

2005年的冬天，冯立因为工作的缘故，去拍灯会。

与众不同的是，平常灯会都在城市，比如公园里办，那一次因为搞新农村建设，办在了一片近千亩的荷塘，荷花荷叶，都是假的。

傍晚起了雾，天色也暗下来了，冯立摸索着，想找一个拍摄点位，突然，“chua”的一下，灯亮了，一棵30米的圣诞树亮在他面前，他一下子傻掉了。“那个场景，简直匪夷所思，我一个人在那里，那个瞬间，简直不知身在何处，人是被抽离的状态，忘我，就像处于一个超现实地带。”

“这是白夜啊。”

这个念头主动闯进了他的大脑，他说，当时整个脑子回旋的，就是“白夜”二字，让人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也分不清想象和真实。

仿佛是醍醐灌顶般，他决定以后就要拍《白夜》，再现这种魔幻的场景。他还特意跑到一些城市去寻找，比如上海、重庆，“都是些很魔幻的城市，现实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它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后来，他拍摄的《白夜》系列作品，都是复活，冯立说，那个视角启蒙了他，一切魔幻的瞬间，都是那个场景的复活。

闪光灯，是一种复活的标识。和其他人不同，冯立一直采用闪光灯拍摄，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有种去真实化的效果，他把它称做一种减法：“所谓白夜，分不清白天晚上，分不清具体地点，把构图时间地点模糊化，去掉一切多余东西，减到最少，聚焦人的精神状态，把最打动人的拍出来。”

要抓住打动人的，除了做减法，还要快。

在打街的路上，看过冯立拍照，他和寻常人一样，走路、说话，仿佛一心二用般，其实早在暗中观察，突然就凑到某个人面前，一秒按下快门，对方往往措手不及，来不及下一步反应，那个定格瞬间，是真实的。

这些瞬间里，有点火抽烟的人，手上还流着血；有满面皱纹的老人，在灯红迷离里烫头发；有穿着全套兔子服的人，单腿拄着拐杖；有身穿迷彩服的人，倒栽葱挂在围栏里……许多人疑惑，他是怎么碰到了这些瞬间？

冯立的回答，也是寻常，基本都是身边，从小生活的街道。

“骆丹、阿斗他们，都长时间在路上，去拍东西，我也试过，发现不行，不适合我，我更希望和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从小在大慈寺一带长大，父母也在这附近长大，我照片大部分，都是在大慈寺、春熙路这一带拍的。”

这些和他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被形容为久别重逢，“所有出现在我照片里的人，都有不期而遇的默契，我看到他，有种直觉，这个人就是我要拍的，这种感觉，具体很难说得清楚。”

在他看来，《白夜》吸睛，并非自己厉害，厉害的是拍摄对象，“他们都是厉害角色，很多时候，一扭头看到，立马被镇住，完全想象不出来。”

比如一对打架的人，他路过蜀都大道，突然碰到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可能都是喝醉了酒，一个处于上风，另一个被摁倒在地，掐住脖子，鼻子上还有血，冯立离得很近，突然相机凑到面前，咔嚓拍了一张。两个人都愣住了。他们没有被激怒，三个人对视了几秒。

“让我意料不到的是，突然两个人起来，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肩膀搂着肩膀，走了。”

皇帝的新衣

对很多人而言，冯立的照片，看起来总是令人不适。

策展人海杰曾如是评价说：怎么看待“活熊取胆”，就可以怎么看待冯立这些影像所呈现的内容。

摄影师韩磊则说：冯立从未有拍出赏心悦目照片给你看的动机，拍得“不好看”是他的特长。

这些怪诞、乖戾、甚至颇带凶相的照片，在闪关灯模糊化加持下，愈发的尖锐起来，让人不舒服却无法不去看它。

冯立从未想过去修正这种带给人的不舒服，“我为什么要去考虑他们感受，每天，那么多社会新闻发生在我们面前，比如狗被活生生打死了，考虑过我们感受吗？为什么要假装神经脆弱，不堪一击，对这些照片里的真实视而不见，仅仅因为我用了闪光灯？”

在某种程度上，他惊讶于很多人的视而不见，舆论事件来了，大家吼一声，三两天，舆论过去了，又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大家能很快恢复，我不可以，这些匪夷所思的东西，我有很强的代入感，宁愿戳穿它，所以我拍摄的照片，指示性很明显。”

这些魔幻的现实，甚至令他亲切，因为独特的经历，他能感受一些常人感觉不到的东西。

“从小到大，我最亲的人就是奶奶，爷爷出事后，她变得疯疯癫癫，但一带我时，人就会平静很多，我们兄弟姐妹，她最爱我，会往我枕头下悄悄塞一块饼干。有时，她抱着我在街上走，孩子们就丢石头，说老疯子带小疯子出来了，她越被激怒，孩子们就越闹腾，奶奶就抱着我背对着他们，我能听到石头打在她身上，咚咚咚的声音。”

他心中却没有恨意，“孩子是不懂事，如果我是其中一员，可能我也会参与，但我会记得这种荒诞感，对我来说是亲切的，甚至会让我想念一个人。”

在他的《白夜》里，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似乎都是荒谬的，甚至似乎很阴暗，但他觉得只是表象，“从气质来说，他们都是平等的、高贵的，不会因为荒诞的一面遮盖它，就像我奶奶一样，她是疯的，她也是尊严的。”

这些有尊严的人类，为什么会有荒诞的一面，才是他想提出的问题。

“看到《白夜》照片时，很多人问我表达什么，我无法解释这些照片的确切含义，就像我没有弄明白这个世界一样，但这些又是真实存在的，我遇到看不懂的，只能不断地提问，这些照片就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或者说，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路延

原标题：照片“让人不舒服”，是他的特长

摄影师冯立 拍摄的照片“让人不舒服”是他的特长

摄影师冯立拍摄的照片“让人不舒服”是他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