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红军名将在西安事变后叛变蒋介石，为何陈毅却对他宽大处理？叛徒出身的“新四军师长”在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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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红军名将在西安事变后叛变蒋介石，为何陈毅却对他宽大处理？。蒋介石|西安事变|名将|陈毅|红军|朱英---

叛徒出身的“新四军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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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曾经有过相当密切的时期。连蒋介石也看出来，自己的部队在与日军进行游击战时远不如共产党的军队那样游刃有余。因此，1939年初，国民党方面曾专门邀请共产党方面协助开设了“南岳游击训练班”，为国民党军在敌后作战培养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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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左二）与边章五（左五）等在游击训练班任职的共产党工作人员合影

应该说共产党对这个游击训练班是尽心尽力的，曾派出叶剑英担任该班的副教育长（班主任是蒋介石，教育长是汤恩伯），但有些理念不是有个好老师就能收效的——国民党军毕竟不适应像共产党军那样作战，一条没有军饷凭觉悟打仗就要了老命，而年轻干部的赤化问题，更让国民党方面感到头痛。

但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这个训练班先后办了至少三期，后迁址祁阳，更名为“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也换成了李默庵，培训了近四千名国军的敌后作战人才以及一些英国军人。1940年李默庵担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总指挥，挥军进入华中敌后，其部队中的干部，很多便来自于这个训练班。

在湘鄂赣边区挺进军鄂南指挥部中担任少尉译电员的朱英，便是训练班第三期女生队毕业后，通过日军封锁线到鄂南大幕山中参加游击作战的，曾随着鄂南指挥部总指挥彭旷高在敌后转战。这是个泼辣的安徽姑娘，当日军突袭大幕山，鄂南指挥部被敌四面围攻的时候，朱英依然在突围中仍勉力把电台带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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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影视剧的影响，世人心目中的国民党女译电员都是这个模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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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她们要质朴得多

晚年的朱英定居嘉定，曾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嘉定分会提供材料，写下了自己的经历，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到当时的情景呼之欲出。

朱英描述她是随指挥部一个连的战斗部队，在新四军的掩护下夜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大幕山的，此后便开始了游击生涯。如果看这位女译电员的回忆，简直无法分清他们当时到底是属于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我们在游击区里，大家都穿便衣，分不出官和兵，伙食也都一样。我们在那里首先做群众工作，军民团结似一家人。不久我们在游击区里组织了合作社，成立了图书馆，后来又创办了一个学校……”

当然，有些事情表明这还是国民党的游击队。朱英回忆：“游击队（也有民众）有时抓到俘虏，送到指挥部来（由日本人也有朝鲜人，那时朝、韩尚未立国），我们就给予重赏。我们把俘虏审讯后就解到后方去。有一次送来一个日本俘虏，我们未及处理，日军便进山扫荡，情况紧急，就把他打死了。也有把敌人打死了割下人头来请赏的，暗号叫做‘西瓜’。他们进来总喊‘西瓜’来了。每个‘西瓜’赏洋1000至2000元。”

共军当时可是拿不出一千大洋买“西瓜”的。看来，游击训练班的功夫没有白下，国民党军像共产党一样打游击，叶教育长得知想来会十分欣慰。

但朱英对游击生涯的一些描述，今天读来又令人感到有些惊讶。她描述道：

“当时在那游击区里有新四军一个师（师长方步舟，我们平时叫他方司令）……四周有方司令的部队保护我们，所以很有安全感。有时日军来扫荡，王指挥官在外面指挥作战（包括在那里的新四军部队），我们依情况变化，有时也跟着跑动跑西，受饥挨饿，日子一久，成了习惯，也不觉得苦。”

“新四军的方司令常来我们指挥部开会，他好开玩笑。常和他一同来开会的新四军首长还有皮团长、田支队长和崔支队长等人。方司令有时化装到汉口去刺探情况，顺便买些东西回来分给我们吃。他最喜欢买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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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皮的团长？皮定钧皮老虎当时倒是个团长，可他是八路军129师的，不是新四军啊

“有一次，日军进大幕山大举扫荡，把我们的指挥部围住了。在这紧急关头，方司令的夫人（她当连长）手持双枪，带了一连兵，打开一条血路来掩护我们。战斗到天黑以后，我们从山上滚下去。山脚下有条河，水流很急，会游泳的游了过去。我不会游泳，有位参谋长（已忘其名）叫我骑在他的肩上，把我趟过河去。这次我们只带出了电台和重要文件，其他所有行李，全部丢光。后来日寇把我们指挥部驻扎的地方以及附近老百姓住的房子，全部烧光。”

战斗之激烈，从文字的字里行间透出。而我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心中在疑惑的念头是——新四军哪儿来的一个方师长？在湖北，新四军倒是有一个师，可师长是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也不姓方啊。另外，文中那个“王指挥官”虽然能没明说，看前后文能够看出是个国民党军官，当时党中央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命令是实施“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果未经批准把部队交给国民党指挥，那可是重大的政治错误呢。

难道这个新四军师长是编造出来的？

事情的真相令人唏嘘——原来，当时在咸宁大幕山一带活动的抗日武装中，真的有一个叫方步舟的司令，但他并不是新四军，而是一名红军的叛徒。

令人唏嘘之处并不是方步舟的出身，而是他竟然是一名红军中的名将。南昌起义时方步舟在贺龙的部队里，后来是鄂东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打过虹桥大捷的——这次大捷颇有些传奇色彩，国民党军有个陈铁侠旅长，部队自称“铁军”，每人带着一根绳子来准备抓红军，结果遇上了方步舟的红十六师，被打得连番号都没了，绳子正好捆自己人。他在红军长征后坚持在湘鄂赣边区，一坚持就坚持了三年。安徽省军区原副司令员阮贤榜少将曾这样评价方步舟：“他在创建鄂东南苏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重大贡献的，他军政、文武双全，当时在群众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此人1936年（应为1937年）叛变投敌，1949年又率部队起义回到人民的怀抱。”

实际上，方步舟是在1937年3月叛变的，当时已经是西安事变之后四个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红军主力已经在谈判改编了，只有两支部队仍然在和优势的国民党军苦苦鏖战——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和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8月，陈毅项英便与中央取得了联系，新四军的改编随即开始。这个方步舟叛变的时间未免太令人遗憾了，三年都苦过来了，怎么最后这几个月怎么就没熬过来呢？

事后知道他的叛变还有一些幕后原因，首先是他指挥梅田作战失利，加上一些内部矛盾，被免除了红十六师师长职务并开除党籍，方步舟难免有怨气；其次他的妻子因负伤不幸被俘而且当时已经怀有身孕。国民党方面送信给方步舟，给了他一道选择题——方步舟选择了老婆……

他这个妻子，会不会就是那个手持双枪，杀入大幕山救援朱英等人的女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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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枪春姐贾春英

令人惊异的是，方步舟在红军的时期，部下还真有一个威名远震的双枪女杰——鄂东南特委妇委会主任，湘鄂支队政委贾春英。她和后来因AB团罪名被错杀的红八师师长胡筠被当地称为“双芙蓉”。

不过，贾春英并不是方步舟的妻子，她的丈夫是新四军一支队的潘涛，也是出自红十六师，1940年在嘉鱼殉国于抗日战场。而贾春英此时也和方步舟没有关系了，她在1936年因叛徒出卖被俘，1937年被营救出狱，因身体原因此后未再上战场，一直在阳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而方步舟的妻子，则没有进一步的记载，因此也无从知道朱英笔下的双枪女连长是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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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也是飒爽英姿

抗日战争期间，方步舟的确曾在鄂南组织抗战，但叛徒就是叛徒，怎么会成了“新四军师长”呢？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方步舟在抗战初期任国民党鄂南第八游击纵队司令，后辞去司令职务，回家乡抗日，不到数月发展到人枪一千余，下辖三个支队。1939年，他曾与共产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但没有成功——推测是因为他虽然有不带兵打红军的底线，但也曾透露红十六师的行军路线，给部队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导致共产党不可能再接受他。此后，虽然与共产党的游击队有过摩擦，但方步舟抗日是坚决的，而且在1943年还因为部队中窝藏共产党而被免职，逮捕入狱关押到1948年。直到1949年，他才有机会拉起一支队伍在四明山起义。

是方步舟赶时髦，自称新四军呢，还是国民党军拿他的历史开玩笑，称他为新四军呢，还是共产党方面将其某种程度上作为新四军的外围组织，在真正的新四军部队不可能出面的情况下，以其部队保护有统战关系的国民党敌后游击队呢？

我猜测很有可能是最后一种。因为方步舟在1949年起义后，陈毅元帅给了他这样的结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分配他一个工作，不能再入党。”

这在共产党对叛徒的处理上，可说是极为宽厚的一例了，若是此前没有铺垫，只怕不大可能处理如此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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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步舟晚年留下的油印回忆录

建国后，方步舟被定为十八级国家干部。历任安徽省宣城农场副场长、南京市民政局副科长、青龙山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兼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虽然十年不可言说的时代坐过牢，但晚年获得离休待遇，寿九十而终。

这应该是个令人欣慰的结局，毕竟，想到这样一个爱开玩笑，能进武汉侦察，会给译电员买莲子，却又在作战中异常勇敢的方司令，总不希望他的结局太糟糕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