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三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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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来源： 华商韬略（hstl8888）
作者：张静波
在过去的2017年，三星终结了英特尔25年的霸主地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同时，它还“干掉”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
在全球，三星依旧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除了手机，三星在电视、存储器、面板等近20种产品上都是全球NO.1。
在韩国，三星的影响力更是“一手遮天”，其营收占韩国GDP的20%。有人调侃，韩国人一生有三件事情无法避免，死亡、税收和三星。
除此之外，三星还是韩国第一大军火商、全球三大造船厂之一，会造飞机、坦克，迪拜塔、台北101、吉隆坡双子塔都是它盖的。
最逆天的是，它控制着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手机三大件CPU、存储器和液晶面板，后两项三星都是全球第一，芯片代工全球第四。
以存储器为例，三星DRAM的占有率高达50.2%，NAND闪存也有36.6%。只要你生产手机，就离不开三星。苹果很牛，面板和内存却是三星的，CPU也找三星代工。华为和HTC都曾因为三星断供吃过大亏，前者栽在UFS闪存上，后者栽在OLED面板上。
如此“变态”的控制力，甚至引发了行业的恐慌。
宏基创始人施振荣和台积电老板张忠谋公开表态说，三星是台湾IT业的敌人；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则声称，打败三星是他毕生的目标。日本科技界，同样对三星“恨”之入骨。但目前，它的地位依然牢固，强者恒强。
三星称霸的领域，也是中国人最心痛的短板。
多年来，我们一直大量进口原油，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2013年，半导体就取代石油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产品，年进口额超过2200亿美元。这其中，三星“贡献”了一大半，韩国因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
然而，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家控制力惊人的企业，40年前还在给日本人打工，30年前还在生产廉价的“地摊货”，20年前还在被索尼吊打！
是什么让它实现了惊天逆转？
孤注一掷
三星的逆袭，得益于它在半导体上一次又一次赌徒式的投资。
这个韩国最大的财阀，起点只是一家小商会，由李秉喆创办于1938年，最早做贸易，贩卖干鱼、蔬菜、水果到中国。60年代涉足制糖、织布、化肥等领域。1969年成立三星电子，开始生产黑白电视。
六七十年代，全球电子产业飞速发展。李秉喆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高附加值的行业是韩国未来的希望。但他的想法也仅仅是给日本三洋打工。
当时，半导体技术垄断在美国和日本手中，李秉喆不敢有太多奢望。公司大多数人，包括关系亲近的社长，都反对投资半导体，连政府也不看好。
这个时候，他的小儿子，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李健熙站了出来，对父亲说：“爸，就算只有我一个人，也要试试看那件事！”
于是，在“半导体会搞垮三星”的过激言论中，李健熙开始了自己的创业。1974年，他用自己的资金，买下韩国半导体公司，剑指当时正在兴起的内存技术。
内存又叫存储器，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主要部件。根据不同的技术，分为很多种类，目前主流的是DRAM内存和NAND闪存，前者用作手机和电脑系统内存，后者用作手机闪存和固态硬盘（SSD）。
野心勃勃的李健熙很快就尝到苦头，他先后50多次前往硅谷，引进技术和人才，倾注巨大的努力和投资，还是不断亏损。
走投无路之下，父亲终于出手，派得力干将来辅佐自己的儿子。两次石油危机让他意识到，身处资源匮乏的小国，三星的未来是半导体。
“一定要在我闭眼之前开始这个事业，这样三星才会安然无恙。”
1983年，三星在京畿道器兴建立第一个半导体工厂，正式向内存宣战。然而，父子两人都低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性。
在人们印象中，电子产品每年都降价。但内存很奇葩，它和化工品一样，是重资产、强周期，价格大起大落，涨起来数钱数到手软，跌起来连自己都想砍。好处是，一旦熬过衰退期，你就是号令天下的老大。
在这个行业混，策略只有一个，要么拿钱砸死对手，那么被对手拿钱砸死。
英特尔是这个行业最早的玩家，1970年就将DRAM投入大规模应用，四年后横扫80%的市场。之后，日本人异军突起，击败了英特尔。
当三星染指这一市场时，日本人已经是世界霸主。好不容易突破技术封锁，从当时尚不起眼的美光手中购得64K DRAM技术，就遭遇了行业的第一次衰退。
1984年，三星刚推出64K DRAM，内存价格就暴跌，从每片4美元雪崩至每片30美分，此时三星的成本是每片1.3美元。换句话说，每生产1片亏损1美元。到1986年底，累计亏损3亿美元，股权资本全部亏空。
事实上，直到1987年，李秉喆去世那一天，他也没能见到三星半导体盈利。
由于市场不景气，昔日的行业大佬英特尔被迫退出，转行干起了CPU，NEC等日本产商也纷纷缩减投资规模。唯独三星不知“好歹”，像赌徒一样疯狂地逆势加码。
“越是困难，就越要加大投资。”持续十多年的亏损，不但没能动摇李健熙的信念，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三星从日本聘请工程师，利用周末到韩国传授技术。同时，到美国半导体公司招募有经验的韩国人。这些人在爱国情怀的感召下，放弃自己多年的事业，返回韩国，牺牲一切节假日，夜以继日地投入战斗。
在这批人中，有一个叫陈大济的年轻人，谢绝IBM公司的再三挽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星，理由是“真想赢日本一次”。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三星电子的CEO。
然而，光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1983年，三星开发64K DRAM时，关键技术整整落后日本5年。到256K时，与日本相差2年；1M时，还落后1年。
在此期间，三星人受尽日本嘲辱。但他们并没有理会，而是埋头苦干。
1987年，苦熬多年的三星人终于迎来行业转机。当年，美国向日本半导体企业发起反倾销诉讼，双方达成出口限制协议。受此影响，DRAM价格回升，三星乘势崛起，不但实现了盈利，还开始在技术上领先日本。
1992年，三星率先推出全球第一个64M DRAM，并于当年超越日本NEC，成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两年后，又率先推出256M DRAM。
三星的崛起，还带动整个韩国形成一个内存产业集群，除了三星，现代（2001年后改称SK海力士）也跻身世界三强。
在韩国厂商的挤压下，日本政府不得不整合日立、NEC、三菱的DRAM业务，组建“国家队”尔必达，以寻求对抗。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没能逃过溃败的命运。
十多年后，三星如法炮制，以自杀式的投资，将日本人彻底赶出了这个行业。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DRAM价格雪崩，从2.25美刀狂跌至0.31美刀。就在众厂商哀鸿遍野时，三星却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将三星电子上一年的利润全部用于扩大产能，故意扩大行业的亏损！
很快，DRAM价格就跌破材料成本，大多数玩家都熬不住了。
最先倒下的是德国巨头奇梦达，由于资金链断裂，于2009年初破产。随后，辗转至中国半导体产业扛鼎者、紫光集团赵伟国手上。
日本更惨，尔必达苦苦支撑数年，最终于2012年被美光收购。另一巨头东芝的闪存业务，也在2017年被美国贝恩资本收购。日本人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尔必达破产当晚，位于首尔京畿道的三星总部，灯火彻夜通明。
至此，整个DRAM行业只剩下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三大玩家。其中，三星和SK海力士两大韩国巨头独占75%的份额，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进入2016年，在大数据、云计算、比特币挖矿等需求的带动下，内存价格一路飙升，三星数钱数到肝颤，并借此东风，一举将英特尔挑落马下。
同样的故事，在液晶面板上重演了一次。
和内存一样，液晶显示技术最早诞生于美国。1968年，RCA公司研制出全球第一块液晶显示屏。但身为CRT电视的霸主，却无心将它推向应用。
令他们做梦都没想到的是，这项技术后来成了千亿美元的大蛋糕。
日本人最早嗅到了商机。1972年，夏普买下RCA公司的技术，将其用在计算器、钟表等小物件上。90年代后，笔记本电脑的出现，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的液晶时代。
在这期间，液晶技术经过无数次迭代，催生出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TFT-LCD），以夏普为代表的日本企业，独占了其中90%的份额。
三星从1984年就开始跟踪液晶技术，直到1991年才成立面板事业部，并于当年建成第一条试生产线。
这又是一个重资产、强周期的行业，李健熙明白，要想在这样的行业活下去，就必须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做到行业第一。
但此刻，他面临的形势不比当年做DRAM强，甚至更恶劣。项目刚上马，就赶上行业第一次衰退。此后七年，三星连续亏损，从91年到94年，每年亏1亿美元。
液晶面板分为不同的世代，代数越高，生产出来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也越大。为了积累技术实力，三星利用行业衰退期，到日本去招揽失业的工程师。
1995~1996年，行业再次陷入衰退。三星逆势而上，建成第一条3代线，赶上日本的产能。眼看曙光初现，却又一头撞上亚洲金融危机。
在此次危机中，三星深陷债务危机，不得不砍掉很多项目。唯独液晶面板，不但毫发无损，还加码投入数十亿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线，全面领先日本企业。
面对如此疯狂的举动，日本人彻底蒙圈了。在夏普看来，现有产能已过剩，投资更高世代无异于自杀；有日本高管甚至讽刺三星，必定会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
然而，杀红了眼的李健熙却不管不顾，毅然决定在2001年投产5代线。事后证明，他又一次赌对了。率先建设5代线，成为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
2001年后，三星用40英寸TFT-LCD液晶电视，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液晶屏大小的固有观念，家用电视迎来了液晶时代。
反观夏普，因为保守，很快败下阵来。尽管事后奋力反击，却始终未能翻身。2016年，富士康斥资35亿美元收购夏普，一代液晶之父，黯然落幕。
另一家韩国企业LG，几乎是用同样的套路，成长为液晶行业的又一巨人。
1998年，三星超越夏普，成为全球最大的面板企业。七年后，又凭借自己在液晶技术上的优势，掀翻昔日的偶像索尼，成为全球第一大电视厂商。
登上行业之巅的三星并未懈怠，在业内抢先研究下一代显示技术OLED。
OLED全名有机发光二极管，是华裔科学家邓青云偶然间发现的。与传统LCD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无需背光源，因而更轻、更薄，色域更广，且柔性可弯曲。
目前，这一市场基本是三星和LG两家说了算。三星在小尺寸的手机屏上占优，份额一度高达95%，几乎是独家垄断；LG则在大尺寸的电视屏上占优。
国内厂商直到2017年10月，才由京东方投产了第一条6代柔性OLED生产线。
聪明的机会主义
苦熬DRAM，血拼液晶屏，三星的生存术，似乎是拿命在豪赌，完全不像一家理性的大公司所为。然而，三星的赌绝非匹夫之勇，而是一种聪明的机会主义。
市场上的机会，大抵分两种：一种是确定性的，另一种是不确定性的。
三星对不同的机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于不确定性机会，其做法是多点布局，雨露均沾；而对于确定性机会，其做法则是集中兵力，重点突破。
内存和液晶面板处于产业链的中上游，是大多数电子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其特点是需求确定，尽管行业有周期起伏，但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顶多是技术上的升级。
这些产品面向下游厂商而非终端客户，用户体验并不重要，性能、量产技术和良品率才是关键。而要提高性能，提高良品率，就必须敢下狠手，敢上规模。
在确定性机会上下狠注，碾压对手，这就是三星的逻辑，简单粗暴，但绝对管用。
相反，手机、电视等终端产品，用户选择非常多，不确定性很大。对于这类产品，三星的态度非常务实，绝不蛮干。
以手机为例，三星的做法是多点布局，有枣没枣先打一杆子。只要有同类产品，都做一款试试。我们都知道，苹果一年只做一款产品，诺基亚当年火的时候，最多也就二三十款，而三星是多少？五六十款！典型的机海战术。
很多人嘲笑三星，说它是市场的跟随者，几乎没引领过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潮流。但这些人忘了，三星也从未缺席过任何一次技术潮流。它对技术的态度是尊重，但绝不迷恋。这种务实的态度让它成为行业的长寿者，熬走了一茬又一茬的竞争者。
反观三星的对手，很多都因为迷恋技术而遭到了诅咒。
索尼，CRT时代的霸主，90年代凭借特丽珑技术横扫全球，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技术，让它忽视了新技术的威胁。结果，在液晶时代到来时，惨遭屠戮。
索尼的悲剧，是很多日本企业的缩影。它们迷恋技术，坚持认为有技术就有销量，所以只顾埋头造车，很少抬头看一看市场。
三星的多点布局，是在看不清方向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格局明朗，它就会发挥自己的特长，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
安卓系统一统天下前，市场上除了安卓，还有塞班、WM、Linux等系统，三星不但照单全收，还自己开发了一个Bada系统。
后来，等安卓成为主流，三星果断砍掉其他系统，主攻安卓，一举成为该阵营的老大。而功能机时代的王者诺基亚，却死守塞班系统，最终黯然出局。
财界的青瓦台
投资内存，连续亏损13年；投资液晶面板，连续亏损7年。这种自杀式的投资决策，在欧美，乃至日本企业，是难以想象的。分权模式下，各方为了自身利益，很难在这种赔钱的生意上达成一致。
三星也分权，会长下面是业务部高管（GBM），有独立的决策权。但在会长和GBM之间，还“横”着一个特殊的机构，那就是被誉为“财界青瓦台”的秘书室。
这样一来，在三星内部，就形成了以会长李健熙为核心，秘书室和GBM为两翼的铁三角决策模式。李健熙是掌舵者，位于顶点，负责公司的大方向；秘书室是智囊团，搜集、分析信息，提供决策依据；GBM是具体的执行者。
秘书室直接对会长负责，通过它，李健熙牢牢掌控着公司的最高决策权。这使得三星能够突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去干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事情。
投资半导体，动辄数百亿美元，还面临长期的亏损。这种事情，很多时候只有国家意志才能坚持下来，但三星却做得很通畅。
不仅如此，以会长为中心、自上而下的威权体制，还极大地提升了三星的决策效率，当对手还在观望、争论时，三星早已抢先一步。
在业界，三星以“决策快”著称。平板电视时代，三星因为行动果断，大获全胜；反观日企，尽管技术实力强大，却因为内部分歧严重，犹豫不决，最终败北。
秘书室的概念，源于二战时日本的参谋组织。
李秉喆早年留学日本，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1959年，他在濑岛龙三（曾任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的帮助下，创办了秘书室。
当时的三星，羽翼未丰，秘书室的作用只是帮助会长处理日常事务。70年代后，随着业务的扩张，李秉喆参照三菱、三井等日本财阀的经验，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从最初的情报收集、财务等6个小组，扩展为人事、经营管理等15个小组。
李健熙掌权初期，秘书室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此后，虽然经过多次改组，名称先后变更为结构调整总部、全球战略室、未来战略室，但其功能始终未变。
首先，秘书室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
90年代海湾战争、金日成去世等情报，都是三星秘书室第一时间得到的。事实上，从80年代起，秘书室就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组织。
其次，秘书室有人事权，掌握着下属子公司的生杀大权。
在三星，所有子公司部长级的人事任免，都要听秘书室的安排。即便是集团内部的明星企业，包括三星电子，在秘书室面前也毫无反抗之力。
最后，秘书室有资源分配权。
原则上，超过1000亿韩元的大项目，都要秘书室批准。1984年投资半导体工厂和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秘书室两次从海外筹集巨款，帮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最奇葩的是，秘书室还负责家族事务，安排李健熙个人的衣食住行和警卫工作，并通过交叉持股等一系列精心运作，让仅持2%股份的李氏家族牢牢控制着整个集团。
通过秘书室，李健熙获得了帝王般的影响力，也让三星拥有惊人的执行力。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三星陷入债务危机，负债额高达180亿美元。秘书室顶住压力和非议，先后裁员5万人，并将原来的59个子公司精简至45个。
刮毒疗伤后的三星，得以轻装上阵，最终在2000年后迅速崛起，将索尼等一干日企推下神坛。到2004年，仅三星电子的纯利润就超过日本十大电子企业总和。
有意思的是，90年代初，三星和索尼几乎同时推行绩效主义，通过“重心下沉”来激活子公司。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这种源自美国的绩效主义，成就了三星，却毁了索尼。
原因究竟何在？答案在于分权。
在索尼，分公司拥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权，它们只关心短期利益，不愿意冒险去尝试新技术。而在三星，李健熙始终警惕子公司变成个体户，因此将人事权等留在了秘书室。
这种威权模式能够保证三星集中精力办大事。但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天才级的舵手。而三星恰好有这样一个舵手，他就是被誉为韩国经济总统的李健熙。
隐遁的帝王
和很多侃侃而谈的领导相比，李健熙简直是个异类。
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即使对身边亲近的人，也不轻易开口。在家里，他的外号是“没话的人”；在公司，每次开社长会，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听。
他不坐班，没有特殊活动，很难在三星总部看见他。也不爱抛头露面，通常一个人待在汉南洞私邸，再加上喜欢晚上工作，“穿睡衣的时间真的很多”。
因为说话少，他有大把的时间思考，从而比别人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很多时候，别人滔滔不绝说了半天，他一句话，就能令对方肃然起敬。
路透社的采访人员曾这样形容他：“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
每当遇到棘手问题，他都会宅在家里，几天不出门，像蜡像一样纹丝不动，甚至连续48小时沉醉其中，只是偶尔起来吃个汉堡。等他出门时，问题已经解决了七八成。
李健熙的这种风格，一方面来自父亲的教导。1979年，就任副会长的第一天，父亲就将他叫到身边，告诫他要懂得倾听，要像木鸡一样沉着冷静。
另一方面，更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李健熙1942年出生在一个大家庭。由于父母创业忙，他刚断奶就被送到外婆家。此后，一直生活在颠沛流离中。小学先后五次转学，11岁就被送到日本学习。
“我是一个人长大的，连1%的家庭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多年后，李健熙回忆道。
因为总是和家人分离，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朋友很少，所以经常一个人思考。他喜欢质疑事物的外表，想看内在的东西。
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机械狂，迷恋其内部结构，拆过数不清的东西。这个爱好伴随他一生。他对书中毒，尤其喜欢机械类图书，从电子、航空到发动机、工程学，其掌握的电子知识，绝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工程师。
三星在半导体上的成就，与李健熙的这种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1987年开发4M DRAM时，业界有堆栈、沟槽两种技术路线，各有利弊。
东芝选择了沟槽，而李健熙凭直觉选择了堆栈。事实证明，沟槽适合16M，而堆栈更适合4M，三星大获全胜，东芝则被日立迎头赶上。
除了爱钻研，李健熙还是个做事很投入的人。
在日本留学期间，因为孤独，狗成了他的朋友。他养了很多狗，每天和它们一起吃冰淇淋，一起睡觉，还给它们洗澡。
他养狗不是简单的玩玩，而是深入进去，刨根问底。为了培育纯种的珍岛犬，他亲自去珍岛买了30多只，花了十几年时间培育配种，最后证明珍岛犬的原产地在韩国。
他还喜欢看电影。在东京，他经常一个人跑录像厅，边啃三明治边看电影，三年看了1300部，相当于日本10年的电影产量。
通过看电影，他把日本研究得很透。和养狗一样，他看电影不只看情节，还用心琢磨导演的意图，分析摄影师如何用镜头。他曾经说，如果生在别人家，可能会做导演。
李健熙尤其喜欢研究各领域最优秀的人，是如何登上事业巅峰的。为此，他把德川家康的录像看了30多遍，丰臣秀吉看了10几遍，织田信长看了五六遍。
此三人乃日本战国时代的枭雄。织田信长最先崛起，意图统一日本，后被部下逼死；他的副官丰臣秀吉以替主人报仇为名义，继承了其势力。
德川家康的经历最离奇，他当了13年人质，在织田信长手下忍耐20年，还在丰臣秀吉家住了15年。最后，将两人熬老送走后，终于一统天下。
世人用一个问题来暗喻三人不同的性格。
对一只不叫的杜鹃，有什么办法让它开口？织田信长说，杀死它；丰臣秀吉说，想办法逗它；德川家康说，等到它叫。
李健熙更喜欢隐忍的德川家康，这个角色几乎就是他的缩影。
李秉喆最早考虑接班人时，并未看上李健熙。在他看来，这个小儿子性格内向，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
1966年，三星走私糖精，被海关查获。事件发生后，李秉喆黯然隐退，次子李昌熙为父顶罪入狱。仓促之间，李秉喆将帅印交给了长子李孟熙。
年轻的李孟熙本想重整旗鼓，怎奈能力有限，三星很快就因为管理不善陷入混乱。
于是，李秉喆将目光投向了李健熙。谁知道，次子李昌熙出狱后，发现父亲开始偏爱李健熙，极为不满，给总统写信，揭发父亲偷税、向海外转移资产。
巧的是，青瓦台第一个收到昌熙信件的人，竟是孟熙中学时的好友全斗焕。
李秉喆一怒之下，将昌熙逐出韩国，不许他再回来。孟熙因为与昌熙关系亲密，受到牵连，逐渐远离权力核心。
在熬走了大哥和二哥后，李健熙最终被钦定为三星的继承人。
1976年，李秉喆被诊断出胃癌。在赴日本治病前，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以后，三星由健熙来领导。”三年后，李健熙被正式提拔为三星集团副会长。
当“储君”期间，李健熙干了一件大事——投资半导体。
多年来，父亲主宰了他的一切。他从内心里，希望战胜父亲，像父亲在战后废墟中孕育出三星帝国一样，在某个行业闯出一番大事业。
经过长期考察，他盯上了半导体。理由是，韩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应该发展附加值高的尖端产业。最重要的是，那是自己痴迷且擅长的领域。
尽管信心笃定，但在冒险之前，他还是做足了功课。在论证过程中，他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连韩国人爱干净，而半导体需要一尘不染的作业环境，都想到了。
因为痴迷，所以投入，所以寻根究底，挖掘事物内在的本质。多年后，有人问他，什么是经营？他回答，经营是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有趣的是，对半导体的痴迷，让他改写历史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机会。
90年代初，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筹建梦工厂，在全球招募合伙人。各界名流大佬蜂拥而至，李健熙因为酷爱电影，成为极具魅力的候选人。
斯皮尔伯格摆下私宴，邀李健熙共商大计。李健熙给对方带去5亿美元支票，并在谈话中加价至9亿美元，但对方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谈判最终破裂。
事后，斯皮尔伯格抱怨：“整个晚宴，这家伙一直在叨叨半导体，说了不止20次！这样的人，能理解电影产业吗？”
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
1987年11月，李秉喆去世，45岁的李健熙继任三星会长。次年春，他在集团成立50周年大会上，斗志昂扬地宣布：要将三星建成世界超一流企业。
然而，他的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浇灭。父亲打拼50年，给他留下的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更是固若金汤的观念和体制。
当时的三星，在“汉江奇迹”的带动下，产品不愁销量，没有人关心品质。大家都陶醉在韩国第一的自满情绪中。
李健熙早在“太子辅政”期间，就警告人们，三星再这么下去，肯定玩完。但那个时候，根本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
继任会长后，李健熙反复告诫下属，如果不清楚比别人落后在哪里，三星很可能崩溃。会长忧心忡忡，下属却万分不解：每年都说倒闭，到现在不也没事吗？
更要命的是，此时的三星，整个组织都是父亲留下的。昔日的元老们，不甘心自身的利益受损，想尽办法阻挠变革。
事实上，自打成为接班人后，李健熙的“登基”之路就极不平坦，期间充满各种阴谋和中伤。
1982年，在一场车祸后，有关他的谣言就满天飞，从未间断。有人说，他被撞成了植物人；有人说，他跟电梯女郎有染，车祸时跟女明星在一起，私生子不计其数。
那一刻，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大哥，被人污蔑为性变态者，砍断手脚抛弃在大街上。
重压之下，李健熙陷入了迷茫。后来，他索性不去公司上班，一个人隐遁在自己的“洞穴”中，任由传闻愈演愈烈。
然而，沉默不代表软弱无力，而是在积蓄力量，随时准备一剑封喉。
1990年秋天，他不断将秘书室的高管叫到跟前，批评他们是盖世太保、克格勃，并暗示他们是阻碍变革的顽固堡垒。
这年底，三年服丧期结束后，李健熙出其不意地祭出第一柄剑。他将秘书室的大领导苏秉海调走，换上自己高中时的校友李洙彬，并对秘书室进行了大改组。
通过这次“清洗”，李健熙真正掌握了实权。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斩断公司上下根深蒂固的“数量至上”的观念，给三星来一次洗心革面般的再造。
怎样推进这一再造过程呢？李健熙陷入了沉思，他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
这种焦虑在1992年达到了极致。从夏天到冬天，他一直在失眠，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平时吃烤肉一人顶三人，彼时一天勉强吃一顿。半年下来，体重减轻了十几公斤。
沉寂多时后，李健熙带着自己的思考，祭出了第二柄剑。
从1993年初开始，他马不停蹄地考察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市场。
在洛杉矶，他亲眼目睹了三星的产品，因为品质不行，被遗弃在大商场偏僻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随后在东京秋叶原市场，他看到了相似的一幕。
尽管心里早有准备，眼前的场景还是让李健熙极为震惊。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
6月5日，李健熙计划飞往法兰克福。头天晚上，他把几名日本顾问叫到房间，想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个叫福田的人向他递交了一份报告。
第二天在飞机上，李健熙打开了这份报告，一读之下，勃然大怒。
原来，福田在报告中痛斥三星的弊端，说这些年，他在公司到处遭排挤，三番五次提建议书和改进方案，都被上级驳回。写这份报告时，已经做好辞职准备。
同一天，李健熙还碰到一件更窝火的事。
临上飞机前，他收到秘书室的一盘录像带，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在生产车间，一台洗衣机的上盖开关大了一点，无法安装，三星的员工干脆削掉多出的部分，勉强装上去。
李健熙一看就火了，他当即打电话给秘书室次长：
“从现在开始，把我的话录下来！我强调这么多年的质量经营，结果就这样？让各位社长到法兰克福集合吧。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上阵！”
受到呵斥的三星高管们，包括社长尹钟龙等200余人，匆忙搭飞机赶往法兰克福。
6月7日，法兰克福，凯宾斯基饭店。
所有人屏住呼吸，紧张不已。李健熙环顾四周，缓缓开始他的演讲。
“前天，也就是5号……这就是我说的质量经营吗？……次品是蛀蚀公司的癌细胞，是经营上的犯罪。各位都在犯罪！”说到激动处，李健熙嘴唇微微发颤。
“从现在开始，三星将果断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而走以质量为主的路线。”说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惊人地喊出一句话：“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
几天后，李健熙将社长团叫到自己房间，想了解一下他们的看法。秘书室室长李洙彬小心翼翼地说：“会长，我们还不能放弃数量，质量和数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这也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李健熙一听，脸都绿了，他愤然起身，将手中拿着的茶匙狠狠摔在地上，拂袖而去，留下一脸惶恐的社长们。
事后，李健熙再次改组秘书室，李洙彬黯然下野。
从洛杉矶、东京到法兰克福，三个多月时间，李健熙在国外召集数千名员工，发表了1000多个小时的演讲，最长一次社长会超过16个小时，所有高层都接受了洗礼。
法兰克福会议后，三星上下掀起了一场新经营运动。
第一，向高端挺进。
为此，三星从沃尔玛等大型超市撤出，转至百思买等专业店销售；推行品牌战略，收回子公司广告权，统一交由广告巨头美格（FCB）负责；斥巨资加入奥运会TOP10计划。
第二，抛弃以数量为中心的经营思想。
发起质量运动，把质量第一的思想整理成资料，每天组织员工学习。同时，在生产线实行停止机制，一旦发现不合格品，马上停机检修。
李健熙本人先后与上千名高管促膝长谈。此外，他还召回15万部问题手机，当众销毁500亿韩元残次品，并对负责人说：再生产这种劣质品，绝不手软！
第三，重实效，埋葬形式主义。
进行人事改革，打破世袭、亲缘、地缘关系，大力提拔年轻人，重用有技术的人。
推行7·4制，早上七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这样，下班后，不但可以运动一下，见见朋友，也有时间到图书馆学习充电。
通过这场运动，李健熙使三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改变了三星人的二流意识，让质量经营成为公司上下所有人的共识。
事实证明，这场变革来得太及时、太关键。
四年后，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大批韩国企业宣布破产。三星因为提前转型，并在风暴来临时，果断砍掉了卫星、卡车等不盈利的业务，成功度过了危机。
人才第一主义
做半导体，主要拼两样东西。
一个是钱。半导体就是烧钱的游戏，建一个工厂动辄数十亿美元，光是一台ASML光刻机，售价就高达1亿美元，还不一定卖给你，比如对中国就长期禁售。
另外一个是人才。在高科技行业，人才就是企业的命根子。
最近一两年，内地半导体企业在整个东亚疯狂“挖墙脚”，引起日韩两国的恐慌，韩国人放话：不怕中国抵制“萨德”，就怕中国挖人。
韩国人当然应该忌惮，因为三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才战略的结果。
三星对人才的渴望，从李秉喆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帝国的创始人，很早就提出人才第一主义的信念。他声称，自己一生80%的时间都用在了育人选贤上。
李氏父子二人，个性差异很大。李秉喆锋芒毕露，善于表达；他有洁癖般的严谨，绝不允许半点差错，上飞机哪怕慢1秒钟，都会对秘书大发雷霆。
李健熙则相反，沉默寡言，很少袒露真心；他为人宽厚，允许下属犯错，且从不过问细枝末节，只关心大方向和战略问题。
但两人在人才问题上，却有着不谋而合的共识。
李健熙掌权后，对人才的重视，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2002年，他曾当着众多社长的面说：“以前，是几十万人养活一个君主；今天一个天才能养活20万人。”
他还以比尔·盖茨为例，说明韩国只要有三个比尔·盖茨，整个国家就能提升一个档次。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寻找三名这样的天才。
尽管性格内向，李健熙对识人却有一手绝活。
当年，父亲曾开除过一名干部。作为高中生的李健熙，却认为此人是人才，建议父亲将他请回来。结果，这个人后来为三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的同学看他插手大人的事，挖苦了他几句，他却说：“研究人的功课，我做得是最认真的。”这句话从一个内向的孩子嘴中说出，令人不寒而栗。
李健熙喜欢具有特质的人才，虽然不一定是全才，但一定要在某个领域拥有无人能及的天赋，同时还要有“从马车梦想到汽车”的狂热。
通过开展新经营运动，三星的质量得到飞速提升，但李健熙很快就意识到，要想走向全球，设计是唯一的武器。
为此，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设计革命。
引领这场革命的，是李健熙从美国请来的两位天才。一位是美国工业设计大师高登?布鲁斯，另一位是IBM神童汤姆·哈迪，ThinkPad的设计负责人。
两人没来之前，三星的设计人员就是一群“穿西装打领带的农夫”，他们因循守旧，脑子里整天想着如何打败日本。
为了改变他们的心智模式，布鲁斯告诉他们，要忘掉敌人，专注于设计。同时，要求他们每年到海外学习三次，出国期间，不许说韩语，不许用筷子。
汤姆·哈迪则以自己的经验，为设计师们开阔视野，启发思路，并建议三星引用韩国传统文化来表现自己的设计理念。在两位大师的指导下，三星的设计水平突飞猛进。从1998年开始，三星频频荣获美国工业设计奖（IDEA），成为获奖最多的公司。
为了吸引人才，李健熙打破常规，为他们开出比CEO还高的薪水。他本人则亲赴日美欧等人才聚集之地招揽人才，从全球500强企业里挖人。
如今，三星已建成以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为核心的三级研发体系，同时还推行地区专家制度，每年派遣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
在李健熙看来，“不管这个人才有多贵，只要需要，就一定要招进三星。”而他的下属也清楚，凡是会长看上的人才，无论花多大代价都得拿下。
2001年，三星盯上一位半导体专家。本来约好9月12日签约，结果头天早上发生了911事件，全美所有航班停飞。眼看事情就要泡汤，人事科科长李宪凤不顾疲劳，连续驾车13个小时，亲自赶到对方家中。
挖人可以不惜血本，但人才守不住，李健熙可是要发飙的。有一次，三星一位总裁被现代汽车挖走，李健熙不依不饶，一直找到总统那里，把人要回来才算完事。
三星最经典的一次挖角，是从台积电挖走梁孟松。
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梁孟松则是台积电的元老，FinFET工艺负责人，其功劳被认为仅次于公司技术副总蒋尚义。
2009年，梁孟松突然从台积电辞职，离职前跟公司签下竞业禁止协议。
之后，梁孟松前往韩国，在一个叫成均馆大学的地方任教。在那里，他只教一门课，每周授课时间不超过3小时，学生只有10人。
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成均馆大学就是三星投资的。台积电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次，梁孟松在邮件中不小心说漏了嘴，用三星的邮箱给导师写信祝寿。
根据后来披露的事实，梁孟松在成均馆大学的学生，都是三星的资深技术人员。
坊间一直将三星在芯片代工上的崛起，归功于梁孟松的“叛变”。但这种说法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三星早在2004年就开始做芯片，后来一直替苹果做代工，实力不容小觑。
三星不仅挖走了梁孟松，还曾打过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的主意。
据张忠谋自己透露，1989年李健熙到台湾视察业务时，曾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但被他婉拒。李健熙不知道的是，张忠谋早在两年前就成立了台积电。
帝国的隐忧
今天的三星，紧扼全球手机产业链的命脉，势力可谓如日中天。然而，跟许多盛极一时的帝国一样，三星也有诸多隐忧，如芒刺在背。
隐忧一：财阀死结
三星从创立伊始，就跟政治扯不清关系。
最早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得到李承晚政权的扶持，迅速腾飞。60年代初，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向李秉喆等人开出一个条件：要么加入他的发展计划，要么蹲监狱。
从此，三星就算是被绑上了“政治”这辆战车。从朴正熙到全斗焕，乃至金泳三上台、韩国民主化以后，三星始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韩国政府，有不少高官、检察官、法官来自三星举荐。而三星在每一次关键的历史时期，都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扶植。
90年代进军面板行业，韩国政府为三星提供了60亿美元低息贷款；21世纪头十年，三星又获得87亿美元税收减免，这些钱在当时够建四个半导体工厂。
攻克4M DRAM技术期间，韩国政府牵头，联合三星、现代和LG，赶超日本企业，三年投入1.1亿美元，政府承担了其中的57%。
然而，政商关系是一把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伤及自身。
在1961年的军事政变中，李秉喆被定为非法敛财罪，被迫捐赠了所有财产。
几年后，朴正熙为筹集大选资金，鼓动李秉喆走私糖精，事件曝光后，李秉喆自己背了黑锅，气得他恨恨地说：“孟熙，永远不要相信搞政治的人。”
因为与政府走得太近，李健熙和儿子都曾被起诉过。他自己更是两次被判入狱，一次涉嫌行贿总统，另一次涉嫌偷税和非法转移控制权，所幸均被总统赦免。
在韩国国内，民众对三星的争议很大。尽管其体格庞大，政府和民众也不希望其倒下，但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始终是悬在三星头上的一颗定时炸弹。
隐忧二：继承人问题
从李秉喆时代起，继承人就是困扰三星的老大难问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氏三兄弟围绕“太子”之位展开激烈争夺，其过程惊心动魄。最终，李健熙胜出，而他的大哥和二哥，却命运多舛。
大哥孟熙失去父亲的信任，远离权力中心，最后客死北京；二哥昌熙因举报父亲，被逐出韩国，最后得白血病死在了洛杉矶。
到了李健熙时代，虽然只有一个儿子李在镕，但烦恼一样不少。这其中，三星的控制权是李健熙最操心的。
多年来，李氏家族通过交叉持股，以不到2%的股权控制着整个三星。在这个链条中，爱宝乐园是关键一环，它是三星生命保险的大股东，而后者是三星电子最大的股东。
目前，爱宝乐园的最大股东是李在镕，但其控股过程充满了争议。
2008年，李健熙涉嫌以非法手段，向儿子转让爱宝乐园债权，遭到法院起诉，被判入狱3年。此前一年，他因为这件事，已经被迫辞去会长职务。
父亲被判入狱，儿子接班，这事看起来顺其自然。但没了李健熙的三星，仅仅坚持了一年零六个月，就因为冰箱爆炸事件陷入被动。
后来，不光李健熙坐不住了，就连韩国政府和民众也站了出来。政商界大佬纷纷要求放人，总统李明博就坡下驴，以平昌冬奥会的名义，特赦了李健熙。但三星的劫难并未就此结束。2017年，李在镕因涉嫌向崔顺实行贿，获刑5年。这意味着，三星的权力交接中途夭折。更要命的是，儿子入狱，老子年事已高。如今的李健熙已是70多岁的老人，身体每况愈下，2014年还因心肌梗塞住过院，此后淡出公众视野。可以说，继承人已成为三星眼下最急迫的问题。 隐忧三：技术短板
尽管三星在内存、面板上实力超群，但它的优势主要在量产技术上，对于原创性技术还存在较大的短板，包括生产设备和基础材料都依赖进口。 这些技术目前掌控在日本、美国和荷兰等少数国家手中。
311大地震时，全球半导体产业都跟着遭了殃。生产设备方面，日本也不弱，在总共30多种设备中，市场份额达37%。其中，东京电子是排名前三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尼康和佳能是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光刻机制造商。当然，这个领域的霸主是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几乎垄断了物理气相沉积（PVD）和化学气相淀积（CVD）设备市场。另一个巨头，荷兰的ASML则垄断了高端光刻机市场。光刻机是半导体生产的核心设备，虽然三星入股了ASML，有优先供货权，但每年砸在光刻机上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
有一种观点认为，三星的威权模式阻碍了它在原创技术上的进步。
在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里，员工为了向上级表忠心，甚至会将袜子、皮鞋扔进酒缸，当众喝下。这种近乎疯狂的“愚忠”，制约了三星人的创造性思维。
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日本企业之所以垄断了基础材料，是他们痴迷于技术、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结出的硕果。当然，它们也因为“闭门造车”失去了终端市场。
值得警惕的是，三星的技术短板，也是中国企业的短板。
隐忧四：中国追兵
如前所述，三星有很多隐忧，但最大的隐忧来自中国的追击。
最近这些年，韩国人对中国半导体的忌惮溢于言表。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企业和韩国企业的打法太像了。
事实上，三星赖以成功的因素，中国企业几乎全都具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反周期投资为例，三星通过在行业低潮时逆势扩张，获得在内存、面板上的优势，背后依靠的是强大的威权模式，还有韩国政府的支持。
这些条件别的国家很难复制，中国则轻车熟路，只会比三星玩得更溜。
更让三星胆寒的是，经过多年在半导体上的“失血”，中国政府已经觉醒，不但发布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还成立了集成电路产业基金。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一大批明星企业正在冉冉升起。
面板领域，通过多年的输血和补贴，王东升领导的京东方已经跃居全球出货量最大的面板厂商，不久前更是投产了全球首条10.5代线。京东方崛起的套路和三星几乎一模一样，那就是不计成本，越亏越投。
芯片制造领域，中芯国际不仅挖走此前跳槽三星的梁孟松，还有他的前领导蒋尚义。昔日台积电的两大元老，如今齐聚大陆。尽管中芯国际在制程上还远远落后于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但前途不可限量。
综合各种因素，中国企业在手机产业链上赶超三星，只是时间问题。而在电视产业链条上，以TCL、京东方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也已在多年的积累后爆发出力量，逐步从追赶者成为领导者，也向三星发起了最大的挑战。
新媒体运营编辑 史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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