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经济学随笔:从“卖假药的”成了最大赢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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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 | 经济学随笔:从“卖假药的”成了最大赢家谈起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重要成绩,是建立了市场经济。



  

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般的市场经济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主流经济学界亟须说清楚但从来也没有说清楚的事。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没有公有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具有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特征,即回避所有制问题,抽象的“好的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问题”。但在我看来,“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如果以私有制为主体,最大的赢家一定是卖假药的,
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质上还不是因为“卖假药的”玩得太大,无法收场造成的吗?

  

在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的电影
《钢的琴》中,从未露面的“卖假药的”可以说是真正强有力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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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君临一切,法力无边,不仅夺去了主角陈桂林年轻美貌的妻子,还假陈妻之手,夺去了陈桂林最心爱的女儿;他不仅拥有财富,还要垄断艺术,不仅占有了现在,还要控制未来。



  

面对“卖假药的”给自己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陈桂林尽管绞尽脑汁,四处求援,甚至挖空心思铸造“钢的琴”,但仍然无法避免人财两空的命运。



  

毫无疑问,“卖假药的”不乏上世纪90年代强势崛起的“新阶层”当中的佼佼者,是当时的“财富英雄”。到了新世纪,他应该是各类富豪榜上的常客,说不定还有了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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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卖假药的”究竟是如何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呢?

  

陈桂林对自己的老父亲揭开了谜底

“你知道那假药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炉果(一种东北点心)拿擀面杖碾碎了,然后再把扑热息痛也给碾碎了,二斤炉果兑一片扑热息痛,用破胶囊壳子装起来,撑不死人,也药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显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卖假药的”不制造任何“蛋糕”,却巧妙分到了一大块“蛋糕”。

  

可以设想,假如他单卖炉果,则无非是一个路边小贩而已,如果单卖扑热息痛,也发不了财。但他把这两者合成了一种“新药”,结果就发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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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这种“新药”倾囊呢?政府监管的乏力,加之消费者并不了解那些“破胶囊壳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在这场“自由交易”中,我们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精心遮蔽起来了,从“卖假药的”那里流向消费者的信息完全是虚假的、误导性的,而消费者却无力打破这种信息遮蔽。


  

退一步说,即便消费者最终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又该如何呢?“卖假药的”早已赚够了钱,成功“转型”成了上市公司老总,没准还成了慈善家呢。

  

“卖假药的”的“成功经验”,其实在无意中戳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神话:


  

在市场上,通过“看不见的手”,理性经济人对私利的追求,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主流经济学家对私营企业(我不愿意使用“民营企业”这个刻意误导的概念)狂热推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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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在市场上,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的基础之上的;而“卖假药的”获得成功的事实证明:

  

如果“信息完全透明”这个因素缺位,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就会彻底破产,自由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骗子和傻子的游戏,市场则变成了“卖假药的”呼风唤雨的所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流行的理论一直假设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市场也因此是完美的,甚至万能的。

  

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勒据此合作发明了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此有关。这种匪夷所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斯蒂格利茨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论文与专著,创立了“信息经济学”,才颠覆了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斯氏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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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给斯氏带来巨大荣誉的“洞见”也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卖假药的”早就了然于胸,这就是:利用、制造信息优势,可以赚钱。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市场上,只要你善于欺骗,你就可以发财。

  

并非偶然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卖力地从西方贩进“市场经济”理论时,斯氏及其理论却受到了刻意的冷落,这和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以及提出“产权理论”的科斯的被热捧,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当市场上充斥着“卖假药的”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

  

依靠消费者个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
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知识来洞悉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破胶囊壳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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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消费者可以依托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构依法维权,但要知道,当维权开始的时候,损害往往已经造成了,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对那些过早夭折的“结石宝宝”们来说,维权不维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是:依靠市场的反复博弈,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这个“药方”其实和“卖假药的”所卖的假药一样,除了误事外没有什么其他用处。

  

今天的市场并不是乡村集市,而是一个全球规模的超巨型系统,大量存在的是一次性交易,根本就不给你“反复”的机会。如前所述,当你“反复”的时候,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了,最后盲目地信任市场博弈,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卖真药的”一开始就会因为相对成本过高而败下阵来——简言之,放任市场博弈,无疑等于对“卖假药的”纵容,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简直就是图财害命了。郭松民 | 经济学随笔:从“卖假药的”成了最大赢家谈起


  

信奉凯恩斯的学者,通常指望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比完全依靠市场博弈要靠谱一点。但要知道,

强化政府监管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而且政府监管也并不总是有效的,

比如地沟油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各种非法添加剂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表现都令人相当失望。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用公有制企业来取代“卖假药的”私营企业。

  

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公有制企业没有“卖假药”的动机,私营企业却很难遏制“卖假药”的冲动。

  

公有制企业追求的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化,在性质上是要把整体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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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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