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经济学随笔：从“卖假药的”成了最大赢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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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重要成绩，是建立了市场经济。
和其他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一般的市场经济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这是主流经济学界亟须说清楚但从来也没有说清楚的事。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没有公有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具有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特征，即回避所有制问题，抽象的“好的市场经济”或“坏的市场经济问题”。但在我看来，“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如果以私有制为主体，最大的赢家一定是卖假药的，美国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本质上还不是因为“卖假药的”玩得太大，无法收场造成的吗？
在被誉为“2011年口碑第一强片”的电影《钢的琴》中，从未露面的“卖假药的”可以说是真正强有力的人物。
面对“卖假药的”给自己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陈桂林尽管绞尽脑汁，四处求援，甚至挖空心思铸造“钢的琴”，但仍然无法避免人财两空的命运。
毫无疑问，“卖假药的”不乏上世纪90年代强势崛起的“新阶层”当中的佼佼者，是当时的“财富英雄”。到了新世纪，他应该是各类富豪榜上的常客，说不定还有了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呢！
那么，“卖假药的”究竟是如何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呢？
陈桂林对自己的老父亲揭开了谜底：
“你知道那假药是怎么做的吗？就把那炉果（一种东北点心）拿擀面杖碾碎了，然后再把扑热息痛也给碾碎了，二斤炉果兑一片扑热息痛，用破胶囊壳子装起来，撑不死人，也药不死人，钱也不少赚……”
显然，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卖假药的”不制造任何“蛋糕”，却巧妙分到了一大块“蛋糕”。
可以设想，假如他单卖炉果，则无非是一个路边小贩而已，如果单卖扑热息痛，也发不了财。但他把这两者合成了一种“新药”，结果就发了财。
消费者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为这种“新药”倾囊呢？政府监管的乏力，加之消费者并不了解那些“破胶囊壳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在这场“自由交易”中，我们会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精心遮蔽起来了，从“卖假药的”那里流向消费者的信息完全是虚假的、误导性的，而消费者却无力打破这种信息遮蔽。
退一步说，即便消费者最终了解了真实的情况，又该如何呢？“卖假药的”早已赚够了钱，成功“转型”成了上市公司老总，没准还成了慈善家呢。
“卖假药的”的“成功经验”，其实在无意中戳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神话：
在市场上，通过“看不见的手”，理性经济人对私利的追求，会自动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主流经济学家对私营企业（我不愿意使用“民营企业”这个刻意误导的概念）狂热推崇，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
不过，假如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主流经济学的这一判断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在市场上，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并且可以免费获得——的基础之上的；而“卖假药的”获得成功的事实证明：
如果“信息完全透明”这个因素缺位，主流经济学的神话就会彻底破产，自由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骗子和傻子的游戏，市场则变成了“卖假药的”呼风唤雨的所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流行的理论一直假设信息是完全透明的，市场也因此是完美的，甚至万能的。
经济学家阿罗和德布勒据此合作发明了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阿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与此有关。这种匪夷所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70年代，斯蒂格利茨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论文与专著，创立了“信息经济学”，才颠覆了所谓“阿罗-德布勒定律”，斯氏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在看来，给斯氏带来巨大荣誉的“洞见”也不过是一种常识而已，“卖假药的”早就了然于胸，这就是：利用、制造信息优势，可以赚钱。
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市场上，只要你善于欺骗，你就可以发财。
并非偶然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卖力地从西方贩进“市场经济”理论时，斯氏及其理论却受到了刻意的冷落，这和提出“看不见的手”的亚当?斯密以及提出“产权理论”的科斯的被热捧，形成了鲜明对照。
对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最大的困惑在于，当市场上充斥着“卖假药的”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
依靠消费者个人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因为没有任何个人有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知识来洞悉市场上琳琅满目的“破胶囊壳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固然消费者可以依托消费者协会之类的机构依法维权，但要知道，当维权开始的时候，损害往往已经造成了，比如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对那些过早夭折的“结石宝宝”们来说，维权不维权，又有什么意义呢？
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出的“药方”是：依靠市场的反复博弈，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得到解决。这个“药方”其实和“卖假药的”所卖的假药一样，除了误事外没有什么其他用处。
今天的市场并不是乡村集市，而是一个全球规模的超巨型系统，大量存在的是一次性交易，根本就不给你“反复”的机会。如前所述，当你“反复”的时候，巨大的危害已经造成了，最后盲目地信任市场博弈，还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因为“卖真药的”一开始就会因为相对成本过高而败下阵来——简言之，放任市场博弈，无疑等于对“卖假药的”纵容，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简直就是图财害命了。
信奉凯恩斯的学者，通常指望通过强化政府监管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比完全依靠市场博弈要靠谱一点。但要知道，强化政府监管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而且政府监管也并不总是有效的，
比如地沟油的问题、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各种非法添加剂的问题，相关部门的表现都令人相当失望。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用公有制企业来取代“卖假药的”私营企业。
这里最大的区别在于，公有制企业没有“卖假药”的动机，私营企业却很难遏制“卖假药”的冲动。
公有制企业追求的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化，在性质上是要把整体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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