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共青赛龙迷局：代小权无罪释放背后重重迷雾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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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野马财经（ID：YMCJ8686）

文 / 高远山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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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1日，代小权被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当庭释放。

沸沸扬扬的共青赛龙事件告一段落，很多谜团却依然没有解开。这家明星企业到底因何而死？巨额的财政资金最终流向了何方？代小权、詹政、前任地方领导，谁又该担起主要责任？

经过1个月的追踪梳理，野马财经注意到，在这场筹谋与巧合并存的棋局之中，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和苦衷，但真正的受害者，只有纳税人。

前传：谁的赛龙

在之前一系列的媒体报道中，代小权被冠以“深圳赛龙”创始人的头衔，成立于1999年的赛龙，也被称为“赛龙集团”。

其实，这段看似不重要的时间线，以及诸多差异细微的企业名称背后，包含了一个并不简单的故事。

1999年，赛龙国际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合资成立中电赛龙，2003年，深圳赛龙成立。换句话说，彼时的深圳赛龙，只是中电赛龙的一个分公司，而“中国手机研发的旗帜性企业”、“全球最大的手机设计公司之一”、“客户包括英特尔、飞利浦半导体、微软、摩托罗拉、西门子、海尔等公司”这些令人羡艳的描述，也都属于中电赛龙。

作为高管之一的代小权，自然也为公司的辉煌作出了贡献，但危机随之而来。

在产业升级等行业趋势的逼迫下，西门子、飞利浦等公司相继退出、剥离手机业务，中电赛龙大客户流失严重，订单大幅滑坡。再加上短时间的急速扩张使得资金链极度紧绷，2007年，中电赛龙难以为继。

在这一情况下，原深圳赛龙联合创始人李祝捷找来了徐小平等人的投资，和代小权一起拿下了深圳赛龙的控制权，并开始将公司朝着更加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主板乃至整机制造转型。

不过，转型需要投资，新成立的公司资金并不充裕。2011年在接受《第一财经周刊》采访时，代小权自己亦坦言，当时（2007年刚成立）赛龙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员工的工资几乎已经到了发不出的地步。

后来，凭借着在拉美市场的突破，深圳赛龙渡过了难关并站稳了脚跟，也开始拿到摩托罗拉的订单，但真正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并迎来爆发式增长，还是始于与共青城的合作。

命运：企业利益与地方发展的偶合

共青城比深圳赛龙还要年轻，2010年才正式设市。对刚刚建立的共青城来说，招商引资被列为头等大事。

当地给落户企业开出的条件极其丰厚，这之中就包括共青赛龙。

野马财经拿到的投资合同及一系列补充文件显示，为了吸引深圳赛龙投资，共青城在土地、税收、融资等诸多方面都给予了优惠。

上图为招商引资部分优惠政策

根据协议，代小权以4万元/亩的价格拿到了500亩工业用地，而且出售这些土地获得的资金，共青城在前者获得土地使用权后一个月内，一次性全额返还给共青赛龙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共青城还以优惠价格提供200亩商业用地，并同样以企业技术扶持资金等方式，返还至少300万元。

双方同时约定，共青赛龙投产3年内，企业所得税由共青城市政府从专项资金中给予80%的奖励扶持，之后5年减半扶持，高管则两年内免征个税。

上图为投资合同书补充协议

至于融资方面，共青赛龙则只需要注册、开工，六个月之内就能拿到2亿元财政配套资金和银行贷款。

从以上一系列的举措可见招商引资其心之迫切，这些优惠政策，基本已经反映出了一个欠发达地区为了招商引资能给到的最大支持。

当地之所以会给出如此优厚的条件，自然是希望赛龙的进入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投资合同书》中，也给出了“确保2012年产值达80亿元，力争破100亿元”的期望。

然而，招商引资的迫切性，使共青城忽略了对风险的把控。所有的协议中，对于项目失败后的资金回收计划以及对企业一方的硬性约束几乎没有，这也就为如今的一系列事件埋下了伏笔。

转折：成败摩托罗拉

2010年9月，共青赛龙正式成立，代小权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正如上文所述，2009年左右成功打入拉美市场的深圳赛龙获得了摩托罗拉的青睐，并开始成为其重要的手机设计、研发、产品定义制造商。而生产工厂组建后，赛龙进一步切入摩托罗拉手机制造业务，公司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

上图为共青城赛龙盈利状况

2010年至2012年，共青赛龙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53亿元、10.88亿元、20.17亿元。虽然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也的确为当地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带动了40多家企业落户。

然而，黑天鹅突然降临。

2012年，谷歌收购摩托罗拉，不久后宣布停止生产手机，这对赛龙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更令代小权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公司很多银行贷款抵押物为信用证及订单，在大客户丢失的情况下，银行贷款随之收紧，资金链进一步紧绷，濒临断裂。

扩张发展迅速、大客户突然丢失，资金链陷入危机，共青赛龙的危机与之前的中电赛龙几乎如出一辙，不知道彼时的代小权心中作何感想。

与此同时，满怀期望引入的明星企业却突遭如此变故，共青城也随即作出了反应。一方面，2013年5月24日，时任共青城市委书记李晓刚赶赴深圳参加推介会，宣传着辖区的手机产业；另一方面，2012年8月17日，共青城政府让财政管理投资公司（下称“共青城财投”）借款4000万元，用以解决共青赛龙流动性问题，2013年8月，又再度分两次出资9000万元支援共青赛龙。

上图为2012年财政抄告单

2013年12月，熟悉金融、资本运作的江西财经大学金融系主任詹政，空降共青城副市长一职，着手处理共青赛龙相关事件。

为了更好地摸清状况，2014年，第三方机构江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深圳赛龙、共青城赛龙等公司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财务审计。

迷雾：财务数据因何变脸？

前文提及，2013年，共青赛龙突然出现业绩变脸，巨亏4.01亿元。对于其中原因，代小权一方表示，“贷款一停，当时前后9亿人民币的海外订单无法完成，价值近5亿人民币的原材料瘫痪在厂房，资金链瞬间断裂”。

不过，从野马财经拿到的审计报告来看，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

一方面，共青城赛龙自己提供的2013年存货数据（期末账面数）为3.69亿元，但江西天华的清查数仅有1.29亿元，两者相差2.4亿元。且报告指出，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少结转成本”。

“期末账面数”为共青城赛龙提供2013年存货相关数据，“清查数”为审计数据

从会计角度来说，成本少结转后，会使得利润增多。而良好的财务状况，可以为公司争取来更多的贷款和投资。在这段时期，“赛龙系”的确从当地的银行、财政管理投资公司等平台，获取了大量的资金，截至2013年底，尚有7.27亿元借款余额。

上图为共青赛龙借款明细

另一方面，即便按照共青赛龙3.69亿元的数据，造成其利润暴跌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大客户的依赖。

对于2013年的存货，共青赛龙计提了2.57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主要来源即为跌价准备。

共青城高新区管委会一名负责人曾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仓库里备的原材料大部分是摩托罗拉的，一旦订单没有了，原材料别的手机用不上。”

从事手机代工业务的黄先生向野马财经进一步解释，电脑、手机此类产品，很多品牌之间的零部件不能够通用。按照一般情况，如果自己接不到摩托罗拉订单了存货还可以卖给别人，但摩托罗拉自己直接不做手机了，市场上相关的零部件基本就砸手里了。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对于摩托罗拉的过多依赖，导致了当其手机业务停止时，共青赛龙不仅营收由2012年的20.17亿元大幅下滑至2013年的7.62亿元，而且大量的原材料也因此没有了价值。

正如前文所述，失去大客户之后，共青赛龙用来进行贷款抵押的信用证和订单总金额减少，银行进而选择了收紧贷款。

追问：谁在抽血共青赛龙

2.4亿元存货到底存不存在外人难以一探究竟。不过，进一步梳理共青城赛龙数年来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到至少有数亿元的资金，通过各种项目下的关联交易，进入了“赛龙系”其它公司中。

其中，截至2013年末，关联方应收账款0.51亿元，预付款2.03亿元；而与主营业务无关的关联方其它应收款，更是高达3.44亿元。

上图为共青城赛龙其它应收账款状况一览

上图为共青城赛龙预付账款状况一览

更有意思的是，在应收与预付两个项目下，竟然同时出现了深圳赛龙与香港赛龙两家公司，且金额都较大。这是否意味着，在“赛龙系”的产业链布局中，所谓的“核心”企业共青城赛龙，反而在资金链上处于弱势地位，且为何在贷款收紧的时候，那些被关联方占用的资金不能及时收回呢？

对于共青赛龙业绩变脸的原因与财务数据上存在的疑问，野马财经联系了代小权律师，不过截至发稿，并未得到答案。

去年引爆共青城赛龙事件的钛媒体相关负责人则对野马财经表示，整个过程大概就是2013年遇到了摩托罗拉的困难，但是并非不可持续，其它单子继续，且后来也依然拿到了华为的订单。

其同时强调，2013年的数据意义不大，本来2013年就是转折点，核心就是“断贷”和“重组”。后来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就剥夺了公司控制权和几次错综复杂的重组，每次一重组都是一个故事，这些都不是几个财务数据就能讲清楚的。

幻象：“不该失败”的重组

代小权律师曾经提到一个细节，关押期间，她去看代小权，个子不高的代小权从椅子上蹦起来，说“我来搞重组，早就成功了”。

然而，简单梳理一下共青赛龙五次重组的情况，却远非如此简单。

一方面，五次重组中的台湾信亿与内蒙发展（现“天首发展（000611.SZ）”），彼时的经营状态都不算正常。

从财务数据观察，2012年至2015年，台湾信亿分别实现营业收入0.39亿元、0.42亿元、1.08亿元、4.68亿元；实现净利润-6559万元、-82万元、1884万元、-2179万元，以此实力想要入局体量更大的共青赛龙，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而内蒙发展，2015年1月15日，其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代小权一方称此次停牌是为了谋划收购共青城相关事项，商谈对象为内蒙发展实际控制人赵伟。

上图截自内蒙发展相关公告

然而这段时间，内蒙发展正陷与中铁物资集团新疆有限公司的经济纠纷，公司高层动荡不安，财务总监、董事、监事等人相继辞职。赵伟本人也在1月20日即辞去了董事长一职，之后又辞去了公司全部职务，且一度被新疆铁路检察院刑事拘留。

另一方面，重组的方案也是争议焦点。

无论是信亿还是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重组时看上的都只是深圳赛龙的设计研发能力，并非共青赛龙这个负债累累且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加工厂。所以代小权一方给出的诸多重组方案，都并非直接注资共青赛龙，而是以成立合资公司等方式实现。

上图为内蒙发展相关公告，2015年1月15日重组对象并非共青赛龙

从内蒙发展的公告亦可以看出，方案对象同样不是共青赛龙。也正是在这次重组之中，发生了詹政索要股权一事。对于这一说法，此前詹政亦曾表示，代小权等人设计的方案中属于共青城政府的权利被打折，代小权自己的利益却被放大，“这样的方案我能同意么，我要股是为我自己要么？”

基于当年招商引资方案，使得一系列操作后，“赛龙系”的负债大都留在了共青赛龙，如果不能将之盘活，政府财政资金依旧存在极大无法回收的风险。无论是从道义还是政绩层面考虑，这对本就为处理共青赛龙烂摊子而来的詹政来说，显然都无法接受。

至于同洲电子，事情更加诡异。

事实上，此次重组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除了代小权一方的利益，也对共青赛龙负债的处置给出了明确且可执行的方案，这正是詹政所说“同洲电子1.5亿元到位之后，我就离开了”的根本原因。

完成使命的詹政离开之后，却突然发生了1.5亿元不知所踪的情况，同洲电子（002052.SZ）原董事长袁明甚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对于这一举措，操盘人周铭磊及重组拟注入资产之一北京软财富律师韩瑞轩皆表示，这1.5亿元通过层层操作，其实又回到了袁明自己手中，正因如此，本次重组最终也夭折了。

当然，最终的真相如何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进一步调查，但对熟悉资本市场的朋友而言，袁明这个名字应该不算陌生。2017年，因“爆仓式卖壳”套现24亿元后，袁明曾在机场被债权人围堵。

共青赛龙背后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复杂，也正是因为除了代小权、詹政二人之外，黄斌、周铭磊、赵伟、袁明等事件每一个细节的的参与方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金钱、道义、政绩、悲情……相互交织，纷繁复杂。

上述钛媒体负责人则表示，重组有不同的主导情况，也有被人做局的情况，但依然是看重其（赛龙）价值才会有重组。

反思：无罪的代小权与詹政的悲哀

“赛龙系”背后，依旧有很多谜团等待解开，但复盘整个事件，不由得让人想到了同时期的尚德和赛维。

2012年，尚德崩塌前夕，当国开行提出用全部个人资产做担保，为尚德争取新的银行贷款时，施正荣选择了拒绝；他同时拒绝的，还有来自无锡市政府希望他退出在尚德的个人股份，以让无锡国联接盘的设想。

2012年，赛维崩塌前夕，江西省新余市政府为救赛维，砸下了2293万美元；2015年，江西省政府更是牵头设立20亿元的维稳基金，专项用于纾缓赛维资金链。但赛维最终还是倒下了，留下百亿元的窟窿之后，彭小峰很快重燃了激情，继续创业，绿能宝横空出世，如今又陷入兑付危机。

2012年，赛龙崩塌前夕……

在这一个个无比相似的例子中，从享受招商引资红利，到公司经营失败，再到企业破产创业者身退，施正荣、彭小峰、代小权，他们充分地利用了红线之内的规则，也曾创造出让政府、企业、以及所有利益相关方艳羡的成绩。但是，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高楼塌，他们的失败也是如此的快速和彻底，而且还裹挟着那么多至今无法揭开的谜题。

而剖析这些类似的案例，则会发现，当初引入这些企业时抛出的一根根待遇优厚的橄榄枝下，欠缺一张防止失败的安全网。也正是这种风险意识的先天不足，使得后来的努力与补救显得如此无力与悲哀，导致价值数亿元的土地、贷款以及税收优惠等，成为了个人手中连续创业的履历与资本。

《晋书》中“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一语，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如此多唏嘘不已的教训，何时能够真正被牢记，在此轮地方债降杠杆，金融业强监管的浪潮之中，风险二字又能够被多少人放进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