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成名前的黑暗时光在北京

在北京，我们的生活一团糟郎朗；我坐在父亲破旧的自行车的后座，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在找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我们知道大致的方位，但还是迷路了。

当我们骑车穿过这个巨大的城市，我不由自主地拿北京和沈阳做比较。在沈阳，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才华出众的小钢琴家，我的照片还上过报；在北京我什么都不是。在沈阳，父亲是一个身居高位的警官，别人对他又怕又尊重；在北京，没人理睬他，他只是一个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车后带着一个胖小孩的男人。在沈阳，我们认识每一条街道、每一条马路，我坐着他的警用摩托车穿过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在北京我们隔几分钟就迷一次路。在沈阳，一切都在我们掌控之中；在北京，我们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父亲说：“你和这个老师见面，应该会很顺利。她会看到你的才华，教你如何提高。你会有长足的进步，一年半后就能考进音乐学院。那以后，你的老师都会是国内最好的老师。所以你一定要给这个老师留下好印象，这很重要。今天你一定要弹得十全十美。”

琴弹得像个自杀的武士

从我和我的新老师见面的第一刻起，我就能感受到她的脾气。“发脾气教授”——我给她起的名字——没有耐心，待人冷若冰霜。她个头很矮，手非常小，对我的弹奏没有任何反应。她从没有说过我有任何天分或潜力。像大多数听过我弹琴的音乐家那样，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赞赏的话。每当我弹完一首曲子，她就会点点头，说：“还凑合吧。”

上完课，我坐上自行车的后座，我们俩骑着车融入了车流。空气污染在午后开始蔓延，天空脏脏的，带着一抹褐色。我说：“我不喜欢她。”

父亲吼叫着回答说：“你不需要喜欢她。你只要听她话就行。”

我在北京这个大都市的新生活分成三部分：跟发脾气教授上课、练琴、上小学。

我不在乎练琴。发脾气教授教我学很艰深的曲子的时候，我喜欢那份挑战。如果我学得很快，我知道她会注意到的。

但到最后，我也从来没能让她注意到我有任何可取之处。如果她注意到了，也从来没有对我有任何表示。她对我表达的惟一的情绪是失望。

她会说：“你的节拍不对。你的短句划分不自然。你不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你这琴弹得像个到最后自杀了事的日本武士。”

“你这琴弹得像个种土豆的农民。”

“你这琴弹得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都没有。你得弹起来像可口可乐一样。”可口可乐那时刚刚在中国上市不久，很受欢迎。当我问她怎么弹才能弹得像可口可乐时，铃声响起，她对我说：我的课结束了。

暖和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天气很快转冷。公寓里没有暖气，一丝暖气都没有。我们靠着母亲按月从沈阳寄来的钱维持生计，可那一千来块钱刚够我们交房租，付钢琴课的费用，买蔬菜、鸡蛋，偶尔买一块鸡肉。我们连买一台小型取暖器的钱都没有，当然电视就更不用提了。在我练琴的时候，父亲给我穿上厚厚几层衣服。我会穿上两条裤子，两件衬衣。弹琴带来的热力让我的双手保持温暖。事实上，我常常弹琴弹到深夜，这样不用太早上床。床上太冷，冻得我睡不着。为了确保我能睡得好，父亲会在我前面先爬上床睡一会儿，把床睡暖和。

但是我深夜的练琴并不仅仅是生存的策略。练琴对我，还有对父亲来说，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他反复说：“如果你练得再勤奋些，你最终会让老师高兴的。你必须尽全力让老师满意。”我无法忍受达不到她的期望。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更辛苦地练琴，那也没什么。然而要去讨好这个从来不觉得我有任何优点的老师，这个想法也同样让我无法忍受。

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

即使在我绝对确信我已经掌握了一首高难度的舒伯特或柴可夫斯基的曲子的时候，发脾气教授仍然坐在那儿，无动于衷。

她会抱怨说：“少了些什么。”但她从来不说到底是什么。

我的挫折感不断在加剧。父亲不再说我练琴没练够，因为很清楚我练琴是足够用功了。他人就在公寓里，盯着我，监督我的每一步动作。他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了。

那一次，父亲和我得顶着雷暴和沙尘暴骑车去发脾气教授的琴房。在春天，强风把肮脏的黄沙从戈壁滩一直吹到北京城，我们浑身都被沙尘覆盖着。雨一下，雨水就把尘土粘在我们的脸上和衣服上。虽然我穿着我的黄雨衣，但每次自行车骑过一个水坑，污水还会溅得我满身满脸。等我们到的时候，我浑身全湿透了，脏兮兮的，父亲也一样。我们在冷风中直打哆嗦，但发脾气教授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毛巾。

父亲说：“教授，如果您让我们把身上弄干了，郎朗就可以开始给您弹琴了。” “没这个必要了。”她说，她的声音比冰还要冷。

父亲问：“为什么呢？”

“我已经决定不再教你儿子了。”

死一样的沉默。

我感到泪水盈满了眼眶。我看到父亲的眼圈也变红了。

他说：“这我不明白。我的儿子是个天才。”

“大多数学钢琴孩子的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绝大多数孩子都不是的。郎国任，你的儿子不仅离天才差得太远，他连进音乐学院的才华都没有。我看恐怕他是不可救药了。”

父亲争辩说：“但是教授，他赢过比赛，有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在沈阳他很出名。”

“沈阳不是北京。”

“您一定得再考虑一下，教授。我们全部的赌注都放在这孩子的才华上了。我放弃我的好工作，到这儿来住在一间小破房里，就是为了您能教他。” “郎国任，对不起，但是我主意已定。现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又走进了雨中，我抱着父亲的腰，一路上哭个不停：我作为音乐家的生命就此毁灭了。我的未来崩溃了。当父亲跨下车时，我看不出他脸上流着的是雨水还是泪水。那也无关紧要了，什么事都不再重要了。

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一筹莫展。我没了老师，没了准备音乐学院考试的路子，他不知道如何去把握这个现实。在这个庞大、无情的城市里，我们无亲无故，失去了方向。

战争因为父亲，我痛恨钢琴

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上的那所小学的校合唱团，因为合唱团的小孩子们都夸奖我的钢琴伴奏。

在教授拒绝教我的第二天早晨，父亲提前一个小时叫醒了我。他说：“我想让你每天上学前和放学后再多练一小时。”

我觉得那毫无意义。但父亲的眼睛里有一份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疯狂。他说：“你一定得像活不过明天那样地练琴。你必须练到每个人都能看到，没有人有理由拒绝你，你是第一名，永远会是第一名。”

但是那天在校合唱团的排练延长了一个半小时。排练结束后，我快步走回家。父亲冲着我声嘶力竭地喊：“你上哪儿去了？回来这么晚！你耽误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练习，这两个小时你永远也找不回来了！你把自己的生活毁了！你把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毁了！”他的声音尖锐而又狂野。父亲以前也吼过我，但从来没这样。他听起来真的像是疯掉了。

“老师要我留下排练—”

“我不信。你是个骗子，你是个懒虫！你太不像话了。你没理由再活下去了，一点理由都没有！”他狂喊道，“人人都会知道你没考进音乐学院！人人都会知道你的老师不要你了！死是唯一的出路！”

我开始往后退，他的吼叫却越来越歇斯底里。“我为了你放弃我的工作，放弃了我的生活！你妈为了你拼命干活，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每个人都指望着你，你倒好，回来这么晚。老师不要你了，你还不练琴，你真是没理由再活下去了。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即便现在就死，也不要生活在羞辱之中！这样对我们俩都更好。首先你死，然后我死。”

在我生命中，头一次感到了对父亲的深深的仇恨。

“吃了这些药片！”他边说，边递给我一个药瓶—我后来才知道瓶里装的是药性很强的抗生素。“现在就把里面30片药片全都吞下，去死！”

我跑到阳台上，想要躲开他。

他尖叫：“你不吞药片？那就跳楼！现在就跳！跳下去死！”

他冲我跑过来，我开始使劲踢他。我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狂暴的行为，但我害怕他会把我从阳台上扔下去。在那一刻，我感到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央求道：“停一停！你这是疯了！别来碰我！我不想死！我不会死！” 我又跑回屋里。我从小到大父亲都一直教我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双手，它们是我身体中最宝贵的部分。但此刻我开始用拳头砸墙壁。我想要把双手砸成肉泥，把每根骨头都砸断。

父亲叫道：“停下来！”

我也大声叫道：“就不！”

“你会毁了你的手！”

“我恨我的手。我恨你。我恨钢琴。如果不是钢琴，这些事都不会发生！钢琴让你发疯。钢琴让你想要杀死我！我恨这一切！”

父亲跑过来，搂住了我，开始抽咽起来。“停下来！”他不断地重复着，一边把我抱进他的怀里。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对不住你。但是你不能伤了你的

手。郎朗，求求你，别伤了你的手。”他亲吻了我的手指，亲吻了我的脸颊，但我还是不停地诅咒他，踢他。他说：“儿子，我不想要你死。我只想要你练琴。”

我边哭边说：“我恨你。我再也不会练琴了。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再碰钢琴。”

对抗我失去任何弹琴的愿望

我连看一眼父亲都不愿意。当他问我问题时，我不回答他。他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但这一点也不能打动我。

有时候，他会说：“郎朗，你得重新开始练琴了。你在浪费时间，会把学的东西全忘光的。”但我已经失去了任何弹琴的愿望。我甚至停止了为合唱团伴奏。如果我再大些，再勇敢些，我会离家出走。但我才刚刚10岁。每天夜里我都是哭着睡着的。

也许父亲先头没说错。也许还不如死了好。那时我已经开始惦念着钢琴—没有音乐的生活对我毫无意义。我会在脑袋里听到音乐，心中急切地想要去弹那音乐。但是我仍然无法鼓足劲坐到琴凳上。一想到练琴，我就想到父亲那次粗暴的行为。而且，弹琴会让父亲感到很高兴。但我想要折磨他。

这时，“二叔”出现了。

六月的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西瓜，认识了一个姓韩的小贩。他比我父亲年轻一些，他的双眼温暖而诚实。我对他敞开了心扉。我把我全部的故事都讲给他听了。他说：“你钢琴一定弹得非常好，不然你父亲和母亲不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这说明他们相信你能成为第一名。”

我说：“我是第零名。我现在什么名次都没有了。”

老韩坚持说：“我相信你会成为第一名。现在只是因为你很伤心。我想这个大西瓜会让你开心起来的。”他把西瓜送给了我。我拎着西瓜走回公寓。自从我们之间的冷战开始，我第一次和父亲讲了话。我告诉他老韩的故事。

父亲把老韩请到了我们狭小的公寓。从此，老韩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我管老韩叫二叔。他随和的脾气大大缓解了父亲和我之间的紧张空气。

一天，学校合唱团的同学希望我回去给他们伴奏，我没有和父亲提这件事，却告诉了二叔。我问：“二叔，你说我该不该重新开始弹琴？”

“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愿望。你想弹吗？”

“我不想让我父亲高兴。”

二叔说：“我明白你很生你父亲的气。但这和生钢琴的气不同。钢琴没有伤害你。你热爱钢琴。”

那天下午，我和合唱团额外多排练了一个小时。我回家后，父亲只字不提我没按时回家的事。我没有和他分享我的喜悦。我做不到。我仍然恨他。

如果我一个人待在公寓里，我会弹一段短的曲子，比如说海顿，好让自己高兴一下。但一旦我感到父亲快要到家门了，我马上就会停下来。如果他问我：“郎朗，我是不是听到你弹琴了？”我硬是不回答他。我知道，我的沉默只会让他更痛苦。

和解父亲助我回归音乐

那天，放学回家。刚走到家门口时，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我在沈阳的钢琴老师朱教授。她来看我了！我一把抱住她，眼泪流下了双颊。

我和她说的第一句话是问她我到底有没有才华。“你当然有。”朱教授告诉我，她在北京给我重找了一位水平很高的钢琴教授，她相信我会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我终于看到了希望。

那一年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有3000人，只有15名学生能被录取。我有九个月的时间跟着我的新老师赵教授学琴，为考试做准备。

赵教授人很随和。他对我说：“你需要做的就是放松自己，找到同时流动在音乐里和你心灵里的那份感觉。”

“放松自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容易把握的概念。我喜欢难度高的曲目，我以为学了越多的高难度曲目就能赢得越多的竞赛，所以很少会想到“放松”。渐渐地，我找到了那份感觉。

我父亲仍在努力。他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弥补他那疯狂一刻对我造成的伤害。天气酷热的时候，我练着琴，父亲会在一只盆子里添满水，让我把脚放进去降降温。如果我快要热晕了，他会拿本书给我扇扇子，有时候一扇扇上三个小时。当天气转冷，天寒地冻的时候，他不仅给我穿上我的大衣，而且把他的大衣也给我披上。如果我的手指冻僵了，他会一直揉搓我的手指，直到血液循环正常为止。最重要的是，父亲成了我的秘密侦探。他会穿上他从沈阳带来的警察制服，混进音乐学院—家长是不允许进学院里的—看谁在开大师班，他就会混进去听。如果被校警请出来，他就站在教室外面，耳朵贴着大门，努力倾听里面的弹奏和解说。

到了晚上，他会把他学到的东西告诉我，然后耐心十足地坐在那儿看着我现学现卖。

他说：“单跟着赵教授学还不够。赵教授的方法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其他的方法也学来了，应用到你的技巧中去，那你就会成为第一名。”

住在我家的表弟听着我们这样的讨论总是忍俊不禁。

他会对我说：“你们爷俩可真够严肃的，就好像你当不成第一名，这整个世界就没法转了。”

我说：“确实如此。”

“那要是成不了第一名呢？”

“我必须是第一名。我会成为第一名的。”话一说完，我就走开去，又开始练琴……

最终，我获得了中央音乐学院入学资格考试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