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巨星》:浅谈印度女性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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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巨星》:浅谈印度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神秘巨星》:浅谈印度女性社会经济地位

Loss of control is always the source of fear. It is also, however, always the source of change.

—— James Frey

 

提到阿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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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及其作品,不管是不是熟悉印度电影、熟悉宝莱坞,应该都对他先前主演过的《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有所耳濡目染,近期由他主演的《神秘巨星》再次进入观众的视野,虽然影片的剧本不免俗套地落入了草根明星“麻雀变凤凰”的成长故事,但在这个“我要成名”的主线背后,阿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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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电影中一脉相承的“印度良心”,使其在承担社会责任、投射社会现象等问题上,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名演员的担当。

《神秘巨星》的每个情节都与揭露印度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同时也包含了对男权与女权的深刻关注与思考。这在女权问题甚为严重的印度,更具深远的社会经济意义。

影片内容其实相当狗血,大部分观众在开篇两分钟之内就能猜到故事的大结局,带着这么多传统影视剧标签:

宗教、家庭暴力、梦想、平权,

但能跑到天朝来分分钟给中国传统电影甩脸子,我在这里也就不妨就先剧透了电影的内容。故事的女主角14岁的尹希娅一心想成为一名歌星,但生在印度穆斯林家庭的她,并不允许有这样“奢侈”的梦想。

她的母亲娜吉玛没有文化、没有收入,遭受着丈夫成日的谩骂和家暴,也没有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但她有着爱女儿的心,她曾对尹希娅说:“你可以对妈妈提要求,对生活不行。”

娜吉玛为了女儿的音乐梦想,偷过丈夫的钱为女儿买吉他,变卖了自己唯一嫁妆给女儿买了电脑,这样踰矩的举动当然换来的是永无止境的毒打。

但最终也使女儿尹希娅的作品得以在互联网上受到无数人的认可和追捧,成了万众瞩目的“神秘巨星”。成名之后的尹希娅在其音乐制作人萨曼尔的帮助下,不仅鼓起勇气只身一人远赴孟买参加音乐会颁奖,并让所有知道了她神秘巨星的身份,更鼓励自己的母亲摆脱了父亲的阴影,毅然决然选择结束了这段婚姻。“

真正的神秘巨星不是我,而是我的妈妈,做梦的那份自由,是妈妈给我的!”

尹希娅的一句话,说得在场的观众唏嘘不已,电影也便在观众的热泪盈眶中落下帷幕。

如何阿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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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别的作品一样,《神秘巨星》要表达的内容也并并非止于电影本身,在这个全球范围都在呼吁平权时代,当任何一名有政治主见、思想独立的女性都可以走到台前竞选领导人,当任何一名兢兢业业、精明能干的女性都可以在职场上受到尊敬,当任何一名普普通通、遵纪守法的女性都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为什么如此极端到令人发指的男权依然能够存活于世?

据汤森路透基金会2016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对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险程度第四高的国家,

比索马里还要恶劣,略好于战乱不断的阿富汗。印度被《Lonely Planet》一类的旅行指南书列入「最不适宜女性居住地区」。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使印度的女性要承受这样的苦难?

要解释印度女性所遭受的暴力和歧视的缘由,不得不提到印度宗教当中的纵欲主义对女性身体的不尊重。

印度男性认为女性的身体除了用来生育,主要是用来供男人娱乐和发泄的。一些女子甚至被蛊惑以宗教的名义献出童贞,通过一种秘密的仪式嫁给神庙的神,成为庙妓,被迫与寺庙的僧侣或前来祭拜的人发生关系。

在如此观念的“指引和熏陶”下,印度男性对于女性的态度可想而知。长期的家庭暴力已是司空见惯,对于女性身体和心灵的不尊重更是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据华盛顿国际妇女研究中心调查显示,有四分之一的印度男人承认实施过性暴力,有五分之一的印度男人说曾经迫使伙伴与其发生性关系。受调查的印度男性中有65%认为妇女应该挨打。

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女性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受到的压迫以及这样长期的压迫对人心理造成的扭曲,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描述,

她们或许天生就没有自己的性格,天生觉得自己就是男性的附属品。如《神秘巨星》中的母亲娜吉玛一样,当女儿尹希娅最初将离婚协议书放在母亲面前时,娜吉玛的表情是震惊的,她无法想象在一个印度的穆斯林家庭,女性主动提出离婚意味着什么,也无法面对离婚这个举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夫家的暴怒、娘家的谩骂。

但最终对女儿的爱使这位母亲勇敢的站了起来,毅然决然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留下错愕的丈夫,头也不回带着一双儿女走向了自由。

但这样的故事毕竟大多只存在于故事小说里,真正的印度女性,尤其是因为因为从小受到男尊女卑思想侵蚀,没受过教育没有独立经济来源的她们,无法做出这样“勇敢”的决定,也无法走出性歧视、家庭暴力的阴影。

如果说宗教要在这其中负一大部分责任的话,印度的种姓制度则是印度女性遭受此厄运的又一重要原因。数千年来,在父权制社会的封建统治下,种姓制度将人分为由高到低的四个等级,

第一等级

为婆罗门(僧侣贵族),

第二个

等级

为刹帝利(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

第三个等级

为吠舍(普通雅利安人),

第四个等级

为首陀罗(没有人身自由的奴仆),另外还有一个被排除在各个等级之外的“达利特”(不可解除的贱民)。

每个等级之间都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越是低等的种姓,对应的社会地位就越是低下,大部分我们在报上读到新闻里看到,在印度发生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案件,被害人往往都是达特利人;

如果生为达特利女性,那终身都会面对着被强奸凌辱的可能和阴影。虽然在本部影片中并未提及尹希娅的父母各是哪个种姓,但从娜吉玛对丈夫唯唯诺诺的表情中,从夫家对娜吉玛嫁妆的不满中可以大概猜测,两人之间至少是差了一个等级。

在目前的印度社会中,

印度人的婚配倾向是高种姓男子娶低种姓女子,这就造成高种姓女子和低种姓男子过剩。

高种姓男子多娶妻子既体现其较高的社会地位,还会获得更多嫁妆。高种姓女子为了找到与其地位相配的男人不得不陪以厚嫁;而低种姓女子为了攀结高种姓也需要送上丰厚嫁妆以博取夫家的欢心。

正因如此,印度家庭往往视女性为“赔钱货”,生下来就是家庭的负担,即使印度针对适龄儿童均提供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往往也不会让女儿去念书,因为光学习不干活儿,就意味着家里要多养一张嘴;而在社会的工种当中,

女性

往往也承担了大部分的重体力活儿,造桥、修路、种田、耕地;而

男性

则更多的是类似于商店营业员这类安逸舒适的工作;女性的附属品阶级地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凝固,也导致“买妻”、“租妻”、“换妻”的现象在印度一些地区极其普遍、司空见惯。

不过虽然发展是缓慢的,但这些年来印度在解决男女平等问题上还是有所进展的,至少女性本身的思想在随着时代一起进步。

2012年在印度发生的震惊世界了“黑公交车轮奸案”,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震惊和愤慨,但这个事件当时在印度本国却波澜不惊甚至民众的表现为极端麻木:“一个体面人家的女孩不该在晚上随处闲逛,对于强奸来说,女人比男人的责任更大。她不应该反抗,而是应该安静下来并接受强奸。”

这个事件在2015年,被BBC英国广播公司拍摄成一部悲剧纪录片《印度的女儿》而搬上了银幕,在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天全球范围上映,令人咋舌的是,印度当局以内容敏感、容易造成骚乱为由,禁止该片在印度播出。不过这一次印度的女性没有选择沉默。她们通过互联网联合起来,相互之间分享励志的信息和言语,走上街头游行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女性运动领导人苏尼塔·德哈在《The Hindu》杂志上表示:

“我们中的有些人,被动员来为女性的权利而争取,认为有必要把重点放在警察局和安全问题上。但是在家庭内部、学校和社区内,我们要首先站起来为自己战斗。”

目前来看,至少在印度的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孟买,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逐步改善,有更多的女性可以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上得了大学,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工作,选择自己伴侣,甚至可以选择是否生育;

这些都是公众努力的结果。在立法保障方面,更加严厉缜密的《女性安全法》已经出台,其中规定强奸案是重罪,法院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性骚扰的概念被重新定义,范畴甚至扩大到将尾随跟踪等。

男女地位悬殊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印度,许多亚洲地区至今仍对女性存在着歧视和压迫,只不过矛盾不像印度如此激化,在印度也曾经出现过女总统、女总理和女议长,但光靠小群体的力量,是无法冲破源于宗教、历史、传统文化的重重壁垒。

只有所有的女性齐心合力,才有可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共同提供女性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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