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最信任的少将：有他在，我才放心我军第一次授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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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第一次授衔时，共产生了1360位开国少将，其中官位最高的人，名叫汪东兴。1977年，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不过，在人们的印象中，汪东兴更重要的职位是毛主席的警卫、神秘的8341部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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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1916年出生于江西弋阳，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从1947年开始，汪东兴被调到中央，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从此开始了保卫毛主席的生涯。

毛主席当年从延安撤离时，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那是1947年3月，国民党军刘戡率大军扑向中共中央驻地王家坪，距离只有10公里时，周恩来和任弼时赶紧要求毛主席立刻撤离。但毛主席的性格大家也都知道，越是危急的时候越是镇定，点了一根烟，笑着说：“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周恩来知道毛主席的脾气，就说：“是不是可以派一个同志替你看，等看到敌人他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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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就问身边的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

汪东兴就盼着这句话呢，当即大声说：“怎么不敢？主席先走，我留下帮主席看看敌人长什么样！”

就这样，汪东兴替毛主席完成了任务，给中央机关撤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建国后，汪东兴担任中共中央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职，负责保卫整个中南海尤其是毛主席的安全，神秘的8341部队，就是汪东兴一手负责的。

8341部队成立于1953年6月9日，是专门保护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的特殊警卫部队，由公安部第九局直接领导，而第九局的局长，就是汪东兴，也是公安部副部长。“文革”开始后，8341部队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负责人仍然是汪东兴。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8341部队改名为57003部队；2000年10月，又改为61889部队。

关于8341部队，历来有很多传闻，比如毛主席享年83岁，执政41年（从遵义会议开始），还传说这个数字是一位老道人告诉他的。但实际上，8341这个数字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给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军队序列编号，并不是毛主席自己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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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建国后的外出活动，都可以见到汪东兴的身影，比如在出访苏联时，就是由汪东兴全程负责毛主席的安全。接到这个任务后，汪东兴立刻投入了战斗，在毛主席的列车经过的每一个特殊地点，都仔细观察地形，安排精干卫士，确保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个角度都绝对安全。喜欢看警匪悬疑小说的人请脑补一下：所有卫士都是罗飞、方木级别的。

毛主席也对汪东兴非常信任，曾经说：“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文革”结束后，在清除四人帮的过程中，有三个人功劳最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其中，汪东兴是具体实施抓捕行动的负责人。

其实，毛主席在生前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汪东兴能对付江青。当时，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局局长，因此由他来组织抓捕行动，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汪东兴也体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在安排任务时，有部下问：“如果有人开枪拒捕怎么办？”汪东兴回答：“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

不过，在具体的抓捕行动中，还是要避免开枪，因为四人帮并不总是在一起，一旦开了枪，必然会打草惊蛇，给抓捕行动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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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计划周密，但还是险些出了乱子。

1976年10月6日晚上，张春桥第一个落网。当时，张春桥的警卫员有一个叫“大熊”的，听到了动静，立刻拔出枪，准备反抗。

一位中央警卫团的副团长警告他：张春桥已经被捕，你没有罪，只要放下武器，一切从宽。但“大熊”说：“我只听汪主任的，他让我交枪我才交。”

副团长便给汪东兴拨通了电话，汪东兴在电话里对“大熊”说：“现在张春桥已被抓起来了，我命令你，立刻把枪交出来，听候组织安排！”

“大熊”曾经也是汪东兴的部下，听到老领导的话，这才放下了枪。

事后，有人说，如果“大熊”开了枪，肯定会惊动马上要到场的江青和王洪文、姚文元，后果将不堪设想。

晚年时，汪东兴很少出门，但每年到了毛主席逝世的那天——9月9日，汪东兴都会让家人陪着自己，到毛主席纪念堂去献花，一直到去世，从未间断过。

对于社会上对他和8341部队的过度演绎，汪东兴很不高兴，说：“现在有些书凭主观臆测，掺水太多，这个倾向不好。那些文学作品马马虎虎，影响、危害还会轻点，如果你们写党史，也掺那么多水分、有偏向，问题就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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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曾向他们透露过一种无奈：

“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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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叛徒”问题，乃是“文革”后期高层权力斗争的一大焦点所在。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等人即欲以向张春桥发难为突破口，连许世友亦声称要给“鳄鱼眼”一枪；林彪出逃后公布的《571工程纪要》中，更明言：“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1974年12月，周恩来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组阁事宜，期间二人有过一次长达四小时的深夜密谈，“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则表示“已经知道了”。

推荐阅读：吴德：抓四人帮这人功不可没功劳不低于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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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

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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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事件，学界有不少著述和文章。由于缺乏档案文献，研究者主要依据回忆和口述资料来梳理和讨论。

亲历者和当事人的记忆多有龃龉和出入，研究者关于一些史实特别是细节的叙述也不尽一致；至于种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在坊间更有不少流传。

抓捕“四人帮”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高层权力更替，政治风险极大。笔者猜测，出于谨慎和保密，除了笔记、日记、字条之类的个人资料，很可能当年就没有多少文献。 [page]

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相关研究还要基本依靠回忆和口述的进一步披露来深化。

从回忆和口述看，整个事件的主动当事人（以下简称当事人。笔者将该事件的当事人分为主动方和被动方，决定和实施抓捕者为主动当事人，被抓捕者为被动当事人），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决策层，即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吴德，核心人物是华、叶、汪；吴、李参与商议较多；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陈永贵、倪志福或者参与过商议，或者知情。

第二个层级是领导指挥层，主要人物是汪东兴、吴德。第三个层级是组织实施层，主要人物是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耿飚（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邱巍高（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第四个层级是具体执行层，即直接参加行动的八三四一部队和北京卫戍区官兵。需要说明，还有几位当事人如李鑫（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周启才（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作为文件起草者，亦部分参与了事件，了解一些情况，所处地位相当于组织实施层。上述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最值得重视。

从还原历史的要求说，回忆和口述是记忆性史料，虽属第一手资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

本着上述要求，本文对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以及相关研究涉及的若干史实作一综述，并提出仍然存疑的一些问题。 [page]

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酝酿：叶、汪四次密谈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

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

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page]

（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

（《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

《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

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 [page]

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

（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

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

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 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page]

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

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

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

（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 [page]

酝酿是一回事，提出动议又是一回事。究竟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动议？过去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叶剑英。近十多年来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表明，提出动议的是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

李先念事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谈过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他家，对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到解决的时候了。

他问华下了决心没有，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9月14日，他去北京西山，向叶剑英转告了华的意见。（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吴德口述：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去李先念家，告诉李：“现在‘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了华的委托。吴德不是这个情节的直接当事人，他大概是从华那里得知的。因为他说过，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商量的事都是华告诉他的。

华国锋回答老熟人的询问说：9月10日，他首先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9月13日，李先念去西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海天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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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直接当事人叶剑英，没有公开发表过回忆。熊蕾的文章披露了一个情况：抓捕“四人帮”后的第六天，叶选基请熊向晖到王震家中，他和刘诗昆向王震和熊向晖介绍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

叶选基说，毛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造访叶帅。叶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李说：是东风。叶问：哪股东风啊？李答：华总理。叶选基不是直接当事人，很可能是叶剑英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再转告王震和熊向晖的。

熊蕾显然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此事。这个拐了几道弯的回忆，也许算是来自叶剑英方面的佐证。李先念哪天去西山拜访叶剑英的，叶选基的转述很含糊。

《叶剑英年谱》则明确记述：9月24日，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住地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

一些知情人还提到一个过去不大知道的情况：毛泽东追悼大会后，李鑫曾向华国锋进言，建议采取断然措施解决问题。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记述比较具体。

他说，9月12日（不是毛泽东追悼大会之后，追悼大会是9月18日——笔者注）李鑫就跟汪东兴议论过“四人帮”的动向，建议“早下决心除掉他们，免得被动”。

汪同意李鑫的想法，建议他找个时间同华谈谈。9月14日晚，李鑫去北京东交民巷华国锋家（耿飚也说，华国锋当时的住处是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参见《耿飚回忆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

但《叶剑英传》称，华国锋当时居住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同华谈了“四人帮”的情况，代表汪东兴提出除掉“四人帮”的意见。

华“听进去了”，但没有明确态度，也没有表示反对的意见。以前引当事人的回忆，李鑫向华汇报时，华此前两天或一天已经委托李先念去向叶提出动议，所以，华不表态很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

华国锋、李先念的回忆，吴德的口述，还有熊蕾的文章，所说时间和对话内容不尽一致，但基本情节相同，都说是华国锋最先提议，经由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得到早有此意的叶剑英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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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疑点有：第一，华国锋是什么时候提议的？据华本人的记忆是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即9月10日；而李先念、吴德回忆是9月11日，时间相差一天。第二，李先念是哪天去北京西山向叶转达华的提议的？华国锋、吴德的记忆都是9月13日，而李先念本人说是9月14日，《叶剑英年谱》则说是9月24 日。

三个说法，前两个相差一天，后一个则差了十天。第三，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提议后，叶何时与华面谈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细节。据华说，9月21日叶去他家商议此事。《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中旬、9月25日和10月2日华、叶有三次密谈。也就是说，李带话之后，华、叶的第一次面谈，应该是9月21日或9月中旬。

细究起来，《叶剑英年谱》不仅与华国锋所说有出入，而且自相矛盾：既然李先念24日才向叶转达华的提议，怎么会9月中旬华、叶已经秘密商议？第四，吴德口述谈及一个情况：华曾告诉他，9月11日华找了汪商量此事，汪的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也就是说，叶、汪密谈前一天，华、汪已经谈过此事。果真如此，第二天叶、汪密谈应该会涉及华、汪谈话，汪也不必再托李鑫找华报告。但武健华所记，丝毫没有提及。谁的记忆有误，一时尚难判定。

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

以往的说法是，出于保密，政治局成员极少知晓此事。从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看，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据前引史料，至迟到9月14日前，至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已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华与叶之间的互动。华与叶是如何商量的？这方面材料不多，华国锋事后曾零星谈到。

1977年3月，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儿，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转引自《叶剑英传》）2000年5月，华对《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谈及，9 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

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后，征求了李先念等人的意见。（参见《李先念传》下）更多的详情，由于两位都已故去，无法向人们披露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间的联系，是叶剑英分别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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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叶向真说，这是叶剑英的安排。叶向真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八三四一部队的……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

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部署。”“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事后叶向真问汪东兴、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

汪说，“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插”。（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凌子口述历史》，《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从回忆和口述史料看，商议过程中，华、叶、汪的确未曾三人碰头；不过，华汪之间还是有几次直接面商的。

有意思的是，与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联系，是华国锋本人沟通的。据吴德口述，大约是（九月）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他在国务院后的会议室里议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说：“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记得纪登奎说，对这些人恐怕还是要区别对待。他们当时都没有说什么，没有再往下深谈。（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华国锋的记忆证实了吴德口述，他说：（1976年）9月16日，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参加的有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他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话音刚落，有位同志就说，对“四人帮”也应该区别对待，其他人没有发言，显然不能再深谈下去了。

华感到范围大了不行，只能个别串连。（《李先念传》编写组人员访问华国锋的谈话，2000年5月20日。参见《李先念传》下）华、吴所忆，情形基本一致。与吴德口述对照，华说的“有位同志”就是纪登奎。

吴德口述和华国锋的回忆表明，华、叶、汪、李分别联系后，华又同政治局成员吴德、陈锡联、纪登奎或许加上陈永贵作了沟通。据吴德口述，事后华国锋曾告诉他，华还与苏振华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说，只有倪志福是他打的招呼。也就是说，除了江青等四人和被疑为追随“四人帮”的吴桂贤、有恙在身的刘伯承外，所有在京政治局成员都程度不同地参与或知晓此事。

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系，除了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一些元老和将帅，后者主要是通过叶剑英来沟通的。《叶剑英年谱》记载，9月21日，叶在北京西山住地同聂荣臻派去的杨成武（时任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谈话，杨成武转达了聂荣臻有关采取断然措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9月24日或25日，叶在住地同粟裕（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宋时轮（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谈话，告知要解决“四人帮”问题；10月3、4日，应陈云要求，叶剑英派叶选基将陈接至家中，征求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此前，叶还在住所同邓颖超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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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云说，叶还准备告诉聂（荣臻）、徐（向前）两帅。聂荣臻的回忆证实：10月5日叶剑英要杨成武告诉他，事情已商量好，请他放心。（《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传》说，毛的追悼活动结束后，叶剑英就找了粟裕，要他摸一下北京周围部队的情况，粟知道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

他了解了部队情况，向叶作过汇报。（《粟裕传》编写组《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叶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硕果仅存的仍居党政军权力核心的元老，一些元老自然都将希望寄托于他。

上述情况还说明，“四人帮”积怨甚深，毛泽东逝世前后，党内上层对其不满已不是个别人和少数人，而这种不满也到了快要爆发的程度，尽快解决他们的问题渐成一种隐伏的共识。

尚存的疑问，一是在国务院会议室的议论到底是几号？吴德只记得十几号，华明确记得是9月16日；二是陈永贵是否参加了这次碰头会？华说陈参加了，吴德口述则未提及。李先念也说过，陈永贵不知此事。（李先念谈话记录，1986年10月22日。《李先念传》下）

解决方式：“开会投票”还是“隔离审查”？

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是如何确定的？以往人们都以为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隔离审查”的方式，近些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回忆说明，事情并不完全如此。

最高层的商议，当然是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之间。前引华国锋访谈称，9月21日，叶剑英到他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方式，两人商定“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但《叶剑英年谱》“9月21日”条目，未见有关此事的叙述，只有“9月25日”条目记载：“到北京城内华国锋住地，同华国锋长谈，分析‘四人帮’活动的动向和情况，研究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叶年谱不仅时间与华所说不一，而且没有明确说商定了“隔离审查”的办法。

不过，华国锋谈到的另一个情况，却被两位当事人印证。华回忆，9月26日，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他就以“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李先念马上表示支持，吴德也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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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的说法大致一样，略有不同。吴德口述，9月26日或27日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他，交换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吴德表示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的职务，他偏重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

李先念以为不妥，他提到当年赫鲁晓夫整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的历史事件。华、李、吴分析和估计了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状况，感到“四人帮”在中共十大把许多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问题，会要冒风险。

三人最后都认为，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李先念还回忆，当时华国锋所说“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样先抓起来再说”。（李先念谈话记录，1988年7月29日。参见《李先念传》下）

依据上述史料判断，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式，一开始，华、叶之间考虑“隔离审查”。出于慎重，华国锋随后向李先念、吴德征求意见；吴德曾建议用召开会议的办法解决，但最终华、李、吴还是就“隔离审查”的方式达成共识。

华叶商议的详情仍不清楚；华向李、吴征求意见后，是否再向叶剑英作过反馈，也不得而知。直接当事人都已不在，只能期待知情者披露史实。

具体行动方案的拟定与汪东兴的作用

如何拟定解决“四人帮”具体行动方案的？原来更加模糊不清。吴德口述和武健华的文章披露了不少细节；尤其是武健华新近发表的文章，提供了许多亲历亲闻的情况。这是近年来在弄清史实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进展。

汪东兴是制订具体行动方案的组织者，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之一。1980年代以来，汪的作用被有意淡化，与事实不符。吴德口述一个值得注意的看法，就是比较肯定汪在行动中的作用。

按吴的评价，汪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出了大力，功不在李之下。他说，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整个行动班子分为准备文件的写作班子和实施抓捕的行动班子，前者由李鑫负责，后者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行动班子的人员是汪亲自挑选的。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的评价有道理。汪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且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掌控了中南海和高层领导人的安全警卫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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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动若无他的参与和支持，很可能费尽周折甚至流产；相反，汪的参与和支持大大增加了行动的成功系数，其作用远非一般政治局成员所能比拟。

关于汪东兴与华国锋商议具体行动方案的情况，数武健华的文章最为详细。武说，10月2日下午，叶剑英直接去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处，与汪第三次密谈。叶提出加速对“四人帮”采取果断措施，要求汪当晚去找华国锋商量具体问题，自己则先去华家谈。

当晚汪去了华家。华表示，叶汪的意见和他想的原则上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华要汪提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再议定。武健华回忆，汪去华家之前召集张耀祠、李鑫、武健华三人开会，布置他们琢磨一个行动方案。10月3日上午，李鑫、武健华向汪东兴汇报了行动方案的初步意见，汪同他们再次作了研究。

当晚，汪东兴第二次去华国锋家，汇报行动方案。华肯定方案可行，也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再缩短时间，争取提前解决；二是再约叶帅谈谈。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再次到汪的办公室，与汪第四次密谈，听取了关于行动方案的汇报。

叶肯定“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还说“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5日凌晨两点，汪再次到华的住处，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八三四一部队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问题。华把刚刚离开的吴德找回来一道商量。（武健华《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这是华、汪、吴唯一的一次碰头会。

但按吴德口述，他是10月4日下午被华国锋找去，再一次讨论行动细节的；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刚到家，华再来电话找他去，汪也在华家，三人共同议定了中南海内外相互配合行动的措施。

吴德强调，“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这里的时间，与武健华回忆不同：一个说是10月4日的下午五点多钟，一个说是10月5日的凌晨两点，相差几个小时。

关于中南海外面行动方案的制订情况，吴德口述比较具体。吴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作为直接当事人，其叙述比较具体也相对权威。按吴德所说，10月2日，华国锋去了吴德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进一步商议。

抓捕迟、谢、金是吴德的提议。华问吴，“四人帮”在北京还有什么爪牙。吴认为，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也该隔离。10月3日或4日，吴又去了华家，提醒华注意张春桥之弟张秋桥常去北京昌平的北京军区坦克六师活动。

正是这次谈话，商定了动用北京卫戍区部队实施中南海外面的行动，包括保护市内安全，控制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

随后，吴德即找吴忠谈话，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考虑和决心。吴忠明确表态，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的安全；同时告知部队调动有严格规定，希望吴德解决向上级请示调动部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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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又向华国锋作了汇报。华要求吴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调动北京卫戍区部队的权力。华还告诉吴，他曾四次与陈锡联谈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随即找了陈锡联，陈即向吴忠交代：北京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指挥。吴德与吴忠再次在家中商量了中南海外的具体行动方案。据吴德说，华还亲自找吴忠谈过一次话。

陈锡联回忆，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曾几次和他谈过“四人帮”的事情。10月5日下午他在唐山慰问抢险救灾部队，接到华的电话，立刻飞回北京，直接去了东交民巷华的住所。

华告诉了陈解决“四人帮”行动的具体时间，陈表示坚决支持，说部队没有问题。华告诉他，吴德、吴忠会找他。吴德、吴忠先后到了陈家，陈当面授权他们可视情况采取行动，不必逐级请示。

当天晚上，华又到陈家，同陈详细商谈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的具体部署。（《陈锡联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武健华的文章也涉及中南海外面的行动方案拟定。那天（10月5日）华、汪、吴商量中南海内外行动协调问题，汪的意见：一是首都安全，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原有的防务；二是八三四一部队负责解决“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人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三是姚文元住在西城区按院胡同，其住地警卫是北京卫戍区担负，不属八三四一部队管辖，如果姚接电话后去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姚借故不去，八三四一部队要去他家行动，为免误会，建议卫戍区有一同志到中南海一同行动。

吴德决定，就由吴忠去中南海。（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看来，抓捕姚文元准备了两套方案。

具体实施：中南海内外联动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是如何准备的？过去流传不少绘声绘色的说法，大都未经证实甚至系任意编造。近些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资料逐渐相对全面和清晰地复原了历史。这也是厘清史实一个比较突出的进展。

综合当事人的回忆和口述，中南海内抓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为毛指定的联络员）的行动，主要由张耀祠、武健华率八三四一部队（即中央警卫团）执行；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行动，由吴德负责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行动，由耿飚、邱巍高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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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祠、耿飚的回忆录，香港凤凰卫视对武健华、周启才、杨正泉（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保育钧（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等人的访谈，还有邬吉成的文章，尤其是武健华的文章，都具体叙述了10月6日晚间在中南海怀仁堂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201号楼内抓捕江青，在丰泽园“监护”毛远新，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10月7日接管人民日报社的经过。

据武健华、邬吉成回忆，10月6日晚八点，华国锋、叶剑英坐镇中南海怀仁堂，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邬吉成《我参与抓捕“四人帮”的细节回顾》，《中华儿女》2001年第3期）王洪文晚七点五十五分到怀仁堂，当即被捕；张春桥晚七点五十八分到，亦随即被捕。

随后，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在丰泽园菊香书屋，对毛远新实施“监护”；然后，张、武带人去201号楼，抓捕了江青。晚八点二十五分，应召去开会的姚文元也在怀仁堂被捕。八点三十分中南海内的行动全部结束。（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张耀祠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行动的一些细节，当事人的回忆也有出入。关于行动组，张耀祠在回忆录里的说法，是从中央警卫局抽调了二十几名干部，组成四个小组；而吴德的说法是五十多人，武健华的说法有五个行动小组。

关于抓捕江青和“监护”毛远新，按邬吉成的回忆，是张耀祠带人执行的；而张耀祠和武健华的回忆，都说是他们两人一起带人执行的。关于行动结束的时间，武健华确定是当晚八点三十分；但张耀祠在回忆录里说，他和武健华晚八点三十分才带人到江青所住的201号楼，以这个时间判断，结束行动不会是晚八点三十分。准确的情况，有待进一步弄清。

中南海外抓捕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的经过，人们过去完全不知情，吴德口述第一次作了披露。吴德说，抓捕行动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执行的，迟群是参加以吴德名义通知到市委开会时被捕的，谢静宜是在北京医院被捕的，金祖敏则是晚些时间才被找到抓捕的。不过，吴德的叙述仍嫌笼统；更详细的情况，还有待亲历者和知情者进一步披露。

控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经过，耿飚忆述比较详细。据耿飚回忆，10月2日，华国锋已经向他打招呼，说近日有事要找他。第二天，华就约耿到家中谈话，告诉他有一项任务交给他完成。华还告诉耿，是叶帅提名的。

10月6日晚上八点来钟，华电话召见耿，明确告诉他已决定对王张江姚隔离审查，交代他和邱巍高带领北京卫戍区部队，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

华还写了一纸手令给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要求广播、电视接受耿、邱的领导。当晚近十点钟，耿、邱和卫戍区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少数战士到中央广播事业局，请邓岗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宣布了华的手令。（《耿飚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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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耿飚等人进驻中央广播电台的时间，说法不一。如前述，《耿飚回忆录》说的是当晚近十点；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总编室副主任的杨兆麟，都说是当晚七点左右。（杨正泉《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台》，见杨正泉著《我与广播》，沈阳出版社1996年版；杨兆麟《关于耿飚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史实》，《文史精华》2005年第7期）杨正泉注意到了这个差异，他援引了耿飚当年在新华社的报告，耿当时说的就是10月6日晚七点多钟不到八点钟到的广播电台，杨当时做了记录。

此外，杨还引述了邓岗10月7日在会上的讲话：“昨天晚上八点三十分左右，耿飚同志、邱巍高同志来局，带来了华国锋总理亲笔写给我的一封信。”（参见杨正泉《关于粉碎“四人帮”时耿飚进驻中央广播局几个疑点的考证》，《文史精华》2007年第9期）这大概也来自杨的记录。

杨正泉、杨兆麟的文章和耿飚、邓岗当年的讲话所说耿飚等人进驻电台的时间，要比《耿飚回忆录》所说早了两个来小时。笔者判断，几位当事人和耿飚自己当年的讲话有误，因为中南海实施行动之前，不大可能开始进驻广播电台的行动。

杨正泉后来发表文章，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但他仍有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耿飚几次说法的不统一？为什么广播局目击者、见证者的记忆又如此一致？彼此都是认真的，为什么误差却如此之大，版本又如此之多？

这个细节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记忆尚可说孤证不立，缺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尤其难免误记，可此事有当年讲话的原始记录，几位当事人的记忆又都一致，到底是记忆有误还是另有真相呢？看来也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10月6日晚上的行动，还有一点人们过去不大知道。据吴德口述，为防备学生、造反派从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当晚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附近部署了相当的兵力，而北京也暗中实行了戒严。

控制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时任《人民日报》编辑的保育钧2011年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我的1976：寒露？？惊雷》节目采访时作了点滴介绍。按他的回忆，人民日报社并不是10月6日晚上而是第二天晚上由工作组接管的。

工作组的负责人是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迟浩田，这一天他带着另外两人到人民日报社，向当时报社核心小组组长鲁瑛宣布，奉华国锋之命来主持报社工作。至于控制新华社、机场、邮电局的情况，尚无任何披露。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事件的追认和善后

抓捕“四人帮”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一非程序的强力行动需要得到程序性追认，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需要尽快填补，事件过后的中国政局需要稳定，这些都必须由最高决策层作出部署和安排。作为完整的历史事件，应该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

有关这次会议的经过，以往著述只有零星涉及。据《叶剑英传》，会议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举行，从10月6日晚十点开到第二天凌晨四点。华国锋和叶剑英作了报告，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的行动，通过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京外政治局成员没有参加会议，会后由汪东兴逐一作了通报。吴德口述谈到了会上的一个细节：纪登奎提出文件应否按照毛泽东“三七开”的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在；叶剑英认为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对“文革”的评价问题。吴德还说，会后所有政治局成员都住在了玉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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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对友人回忆，会上他首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因为叶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叶则说自己已经七十九岁，华比自己小二十岁（此说有误。叶剑英1897年生，华国锋1921年生，两人相差24岁——笔者注），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当年富力强，应该担起这个重任。

叶提议华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一致通过。（《我所了解的华国锋》，载张根生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著述各自提供了一点情况，但都很简单。

比较详尽的记述，是2005年10月香港凤凰卫视对周启才的访谈。周后来又整理成文章发表。据周回忆，会议的准备工作是汪东兴指示他组织人做的，他和李鑫又列席了会议。

所以，周对会议的经过包括会场的布置、到会的情形、华叶的讲话，都有细腻的叙述。据周说，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等11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

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随后讲话，主要是通报抓捕“四人帮”的情况，推举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周印证了华的记忆，会上华确实提议请叶剑英担任党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剑英坚辞，会议最后赞成叶的意见，推选了华。

最近发表的武健华文章，也有不少篇幅介绍这次会议，特别是较多引述了华国锋、叶剑英的讲话。武本人没有旁听会议，但他说明：所述情况是根据李鑫和周启才的记录得知的。（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这个细节表明，当天政治局紧急会议是有记录的。

据周启才回忆，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整个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那次政治局会议的参加者，健在的人除周启才外，还有三位：汪东兴、倪志、吴桂贤。倘若他们能有回忆或口述，想必会补充更多史实。如前所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有记录的。

笔者猜想，关于抓捕“四人帮”的经过会有不少涉及，如能解密，对于进一步厘清事实无疑将有更大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