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蒋介石为何消灭不了红军?云南这次会议起了决定性作用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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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周恩来、秦邦宪、朱德等20人在贵州遵义，时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41岁生日的毛泽东临危受命，可他面对的是前方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如何引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成为毛泽东最艰难的抉择。当时，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汇合的计划已经行不通，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他的各路大军务必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摆脱围追堵截。毛泽东认为，北上渡江，必先攻克“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要冲之地赤水城。怎料，林彪率领的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抵至赤水河畔时，发现赤水已被川军先行占领，攻而不克。与此同时，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显然，“四川王”刘湘是不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毛泽东发现，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如果郭勋祺部得以立足，红军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他决定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在土城和青杠坡一带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史称土城战役和青杠坡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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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歼灭战”成了“拉钜战”。红军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毛泽东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开。土城战役的惨败，使毛泽东的心情很不好。出山后参与指挥第一仗就遭受重创，显然让他难以接受。以致博古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若干年后，毛泽东还对土城之战还难以释怀。1956年9月10日，他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说:“我是犯过错误，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与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所不同，进入人生又一个本命年的蒋介石似乎迎来了剿共以来难得愉悦的一个春节。大年初六，蒋介石在庐山别墅兴奋异常，按照他“攘外先攘内”的一贯思路，“全歼中央红军，以消心头之患，只是时间问题。”而当时的毛泽东在这段时间，他与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人一道，抓紧落实遵义会议的未尽事宜，并在云南威信县扎西一带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史称扎西会议。在“扎西会议”上，不但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还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史料显示，当时的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师长改任团长，团长任营长，连中当班长。另外，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大都编入作战连队。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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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四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们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当团政委杨勇告诉他9连解散，将他调至新组建的团部通讯班当班长时，他大吃一惊。谁知，来到团部报到时才发现，自己这个班的另外9个人，都是曾经与他一样的连长。是名副其实的“连长班”。这是一次脱胎换排骨的精简。除了编制人员变动，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统统甩掉。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嫡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此时，蒋介石如梦方醒:毛泽东又回来了!可以说，扎西会议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河南说河南原创历史文章，剽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