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前的英国，曾有这样一群女性重新定义了世界原文@黑岛上的猫客载于中读App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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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黑岛上的猫客载于中读App

1913年6月5日，一位心碎的母亲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

「我觉得我必须要写这封信给你。昨晚在我得知那个消息后，我感到非常恐慌。我几乎无法想象，你竟然做出如此骇人的举措，即便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份献出自己灵魂与生命的信念，而它回报于你的却是那样微不足道。」

只可惜，她的女儿却永远无法亲眼看到母亲的这封信。因为三天后，她的女儿在爱普森村舍医院（Epsom Cottage Hospital）与世长辞。是的，她的女儿就是艾米丽·戴维森（Emily Davison），那位被后人称之为是「女性投票法案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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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年的2月6日，是英国通过女性投票法案100年的纪念日。关于女性投票这一议题，据记载早在1866年时就被提出。而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这项法案才真正得以通过。

众所周知，在倡导女性投票法案的运动期间，曾出现过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一个是以米利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为首的和平倡导组织——妇女政权论者（Suffragists），另一个则是以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为首的激进行为组织——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

而该项运动的转折点正是在于隶属「妇女参政论」成员的戴维森女士，为该事业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那一刻。她在赛马会上闯向英国国王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的马匹这一壮举，令到英国上下，乃至整个世界都不得不将目光聚焦到「英国女性投票法案运动」上。

随着第一次世纪大战的爆发后，女性更是出现在众多的重要岗位上。对此，英国政府迫切地感受到女性投票法案的通过似乎是势在必行。终于在1918年2月6日，英国政府同意30岁以上的部分女性将拥有投票权，而这也是女权主义在英国迈出的关键一步。

对于这项法案的成功推行，无论男女老少都付出了她或他们的代价。我之所以这样说，或多或少是受了《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这部影片的影响。当我看到电影中的女主角莫德·瓦斯（Maud Watts），是如何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女性最终变成一位「妇女参政论者」时，我反复问着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她究竟有没有选择？

也许有，但更多地或许是没有。就像沈从文曾写道的，「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如宿命的必然」。如果莫德没有阴差阳错地在议会上作为洗衣工厂女工代表发言；如果她没有被自己的言论所鼓舞，并逐渐开始怀疑为何女性不应该被赋予一定的权利；如果她没有被误抓入狱；如果她的丈夫没有把她赶出家门；如果她没有被丈夫禁止与自己的孩子见面，如果最终她的儿子没有被丈夫送给别人领养；如果……

可是这些如果就这样发生了，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或许有人认为，这样的事情仅仅发生在莫德身上。但我却认为，它更有可能发生在当时任何一个女性身上。

当身边的男性普遍认为女性不应该有任何权利，甚至包括女性自己也同样这样认为时，莫德作为一名别人眼中的叛逆者，甚至是违法者却对此越发的怀疑。而当她所拥有的一切因为自己的怀疑被一点点地剥夺后，莫德除了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并为之全心全意付出以外，似乎再无其他选择。

也就是说，正因为莫德的一无所有，所以她更加地全身投入，而「为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更是成为莫德唯一的生命意义。这不得不让我想起史铁生所撰写的短篇小说《命若琴弦》。而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只有用弹断一千根琴弦作为药引子，才能使得那药方治好自己的眼睛。试想，倘若没有这样的一个「善意的谎言」，那位说书的老瞎子怎么可能如此努力地生存在这个残酷的人世间？

在小说的尾声有这样的一段描写，「一根琴弦需要两个点才能拉紧。心弦也要两个点――一头是追求，一头是目的――你才能在中间这紧绷绷的过程上弹响心曲。不错，他（老瞎子）的一辈子都被那虚设的目的拉紧，于是生活中叮叮当当才有了生气。重要的是从那绷紧的过程中得到欢乐」。

当然，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女性投票法案运动、或是女权运动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只是，自从女性拥有投票权以来的一百年过去了，女权运动的确仍然在继续着，而维护女性权益的斗争也更是一直未有停息过。

比起一百年前只有收音机、报纸、宣传海报或是明信片等有限的媒体声音与渠道来说，现在却有着极为方便、各式各样的媒介，传播着不同的声音与态度。而女性之间也可能是更团结，也有可能是更分裂，即便她们都拥有着同样的一个目的——为女性争取更多的权益。

毕竟，在百年以前的「妇女政权论者」与「妇女参政论者」也曾是互不妥协，甚至是互为指责。前者称后者的「激进行为」只能让外界将女性比作是「泼妇」，并与之划清界限。而后者却认为前者的「光说不练假把式」，不可能让当权者听到女性的声音，她们认为要做就做真格的（deeds not words）。

以至于现在对于究竟是谁最终引领「女性投票法案」的成功通过，仍是争论不下。但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并没有争论的必要，除非如果有人将弄清这一争论视作是自己的「人生意义」或是「使命」。

是的，就好比说是莫德，又好比是《命若琴弦》中的瞎子，甚至是作者史铁生本人，说到底她或他们不过是为了那所谓人生的意义，又或者是一种使命感而活着。这对于同样是生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来说，或许也应该像她或他们那样努力地去寻找我们的人生意义，我们的使命。

毕竟，没有心弦的人生不但奏不出乐章，更是了无生趣。而当我们在不断寻找人生意义或是使命的途中，或许更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就像是百年前的那群女性，她们为了那样的一个使命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