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上)韦力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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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他的特殊经历，所以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评价他说：“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词到了柳永时代，有了怎样重大的变化呢？《中国文学史》上接着说：“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之所以能够在词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跟他的人生经历有较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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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撰《乐章集》清光绪十四年钱塘汪氏振绮堂翻刻《宋六十名家词》本
柳永出生在读书人家，他的祖父柳崇没什么功名，喜好儒道，《福建通志》上有《柳崇传》。而柳永的父亲柳宜，曾是一位官员，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说：“任监察御史时，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之，继出为县宰，所在有理声。”而柳永的叔父中也有几位是儒生，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家庭中，这当然让柳永受到了很好的熏陶，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考取功名，而后出仕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官员。
柳永的聪明使得他颇为自负，他作过一首名为《长寿乐》的词，词中表达了自己定能取得功名的信心：“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柳永想象着他参加了殿试，皇帝亲临现场，而他自己也定然能够高中榜首，甚至他想象着回来后众人向他道喜的场景。可是现实并没他想象的那样美丽，经过一番折腾，他铩羽而归。这个结果大出他事先所料，因为期望值过高，他对落榜这件事颇为不满，于是写出了那首很有名气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的这首词作得十分洒脱，他说自己因为一时大意，偶然失去了头魁的宝座，但他觉得无所谓，即使没有功名，他也觉得自己绝对能够达到一流的水平。既然那些人看不上自己，那不如就沉湎于女人堆中快快乐乐地享受，把那虚名换作人生的愉悦。
从柳永的人生志向来看，他还是有着正统的儒生观念，那就是通过苦读考取功名，而后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越是聪明的人越自负，因此一旦受到意外的挫折，那他暴发出来的不满之气则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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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撰《乐章集》不分卷，明崇祯间毛氏汲古阁刻本
其实他的这首《鹤冲天》也不过就是考砸了后的一时发泄，但别人不这么看，有人抓住他的这首词，认为他的所写就是他真实心态的描绘。如果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如果皇帝也这么想，那就成了天大的事儿，而不幸的是，正是因为柳永的词写得好，所以他的作品连皇帝都会留意，而这首《鹤冲天》就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载有这样一段话：“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这段话的前三句是说，宋仁宗喜好高雅的儒学，他反感于社会的浮夸风气，而柳永喜好写艳词，这类的词显然不合宋仁宗的胃口，恰好他的这首《鹤冲天》也被仁宗留意。某年，柳永又去参加科考，皇帝在御览时看到了他的名字，于是说：还是让他到女人堆中去享乐吧，何必要这样的浮名？！于是皇帝的一句话就断送了柳永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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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撰《乐章集》三卷，民国归安朱氏刻本
这样的结果显然柳永没有想到。其实他原本叫柳三变，因为皇帝记住了这个恶名，他为了让自己能够有转运的机会，于是就改名为柳永，此后他就以柳永之名参加科考。可能真是换了个马甲，皇帝就不知道他是谁了，故到其晚年总算考中了进士，而后做了几任小官，他的最高职务是屯田员外郎，这个官的级别仅是从六品。可见，其一生都不得志。也正因为这个官职，后世又把他称为柳屯田。
但有时坏事也会变为好事，柳永因为写词而遭到了皇帝的反感，使他沉寂于下层。这个结果使得他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作词上，这才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大词人，而这个结果也确实跟皇帝对他的斥责有着直接的关联。
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中引用了《艺苑雌黄》中的一段话：“柳三变‘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没有考上功名，于是就通过其他关系疏通门路，当时的官员任命权在皇帝手里。皇帝听到别人的推荐后，问是不是那个喜欢写词的柳三变，别人说正是他，于是皇帝称：让他去填词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不要来做朕的官儿。这个结果让柳永很无奈，他为了生活只能住在妓院里，通过给那些歌妓写词来得到一些报酬，显然，他得到的润笔费不低，因为他打出了一个金字招牌：他号称是遵奉皇帝的命令，来专业写词。
看来，柳永化被动为主动，果真起了效果。清沈雄在《古今词话》上卷中说：“柳永曲调传播四方，尝候榜作《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闻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填词去。’柳永下第，自此词名益振。”沈雄说，柳永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斥责，反而使得他声名远播。显然，这只是一种臆断。从创作手法来说，柳永的词确实写得高明，即使没有皇帝对他的斥责，他的词也同样对那个时代的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问题是，皇帝为什么仅因这样一首词就会对他这样的反感呢？杜若鸿在《柳永及其词之论衡》一书中认为：“深层原因则系于仁宗之朝政治文化的时代转向”，任何问题一旦涉及到了政治，就无法以一般性的思维进行分析。既然赶上了这种社会氛围转向，那只能说这是柳永的运气差，故而杜若鸿在该书中评价到：“大胆率直的艳冶不典之词，与仁宗朝以后的主流审美标准格格不入。”
如前所说，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考取功名才是正统的出身，柳永写艳词遭到了皇帝的反感，虽然他可以靠填词来讨生活，但这毕竟不如当公务员既荣耀又有稳定的收入，于是他就继续参加科考。不知他考了多少次，终于在宋景祐元年考中了进士，而后他当上了几任小官，其中做过余杭县令。《余杭县志》中记载有他做县令时的业绩，其中有“百姓爱之”这样的赞誉，看来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正常的工作中有所作为。
可惜的是，像柳永这样聪明绝顶的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因言获罪，具体到柳永，就是因为写词而耽误了自己的仕途几十年，甚至在他做官之后仍然因为写词而引起了皇帝的恼怒。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卷八中有如下一段话：“柳三变……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菜》，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菜》。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看来，柳永只会认真做官吏，不会巴结领导。柳永的这种傻实在让某位上级发了善心，想借机在皇帝面前让他表现一把，于是他就让柳永写了首词，趁仁宗高兴时让柳永呈上。写词当然是柳永的拿手好戏，于是他一挥而就，可是呈给皇帝后，皇帝的脸色很快就阴沉了下来，原来柳永不小心在词中用到了引起了皇帝的伤心的字句，以至于皇帝很生气地把柳永所写之词扔在了地上，从此再不提拔他。
这样的不走运，真让人替他惋惜。人生的境遇确实没办法讲，通观柳永的一生，不知可不可以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来形容。但天无绝人之路，也正因他这种不幸的遭遇，使得他只能把自己的聪明用在作词上。
柳永的填词不仅仅是按照前人的词牌进行创作，他有很多的发明，而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慢词，同时有很多词调也是他所首创，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在宋代所用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对于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赞誉者认为他是词史的开创者，比如张端义在《贵耳集》卷上中引用了项平斋的话：“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叩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在这里，张端义把柳永在词史上的价值跟诗史上的杜甫并提，而杜甫是诗圣，那柳永算不算词圣他没说，但至少表明是这个意思。而宋代的黄裳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书乐章集后》评价到：“予观柳氏乐章……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但清代的尤侗认为这种评价太高，他在《词苑丛谈》序言中说：“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
尤侗说，唐诗以李白、杜甫为正统，而宋代词人中的苏东坡、陆游等人的作词风格就有如李太白，而柳永等人则是受到了杜甫的真传。显然，尤侗认为柳词很好，但却不能跟杜甫并提，他最多是杜甫的继承人，即便如此，也足可说明柳词是何等的受后世所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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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撰《乐章句》三卷，民国十一年刻本，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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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撰《乐章句》三卷，民国十一年刻本，卷首
但在历史上，对柳永之词提出批评者也是大有人在，比如李清照在《词论》中就说过这样的话：“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李清照首先夸赞柳永所作的词集——《乐章集》在天下大受欢迎，并且夸赞他能够在词方面有所创新，但李同时认为，柳永的词虽然在音调上写得很美，但词句却有些低下。这里所说的“低下”，显然指的是柳永所作的艳词。
按照正统的观念，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体验。柳永因为皇帝的讨厌，使得他只能长期混迹于青楼之中，所以他所创作的词有很多都是对这种生活体验的描写，而这类词又在他所创作的词中有着较大的比例，这也是后世所诟病的地方。《避暑录话》卷三中载有这样的说法：“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
因为柳永词作得好，所以那些歌妓们都纷纷请柳永来写歌词，一旦把他的歌词配上乐曲，这首歌必然能够流行于天下，以至于他所写的歌词都流传到了西夏，当地人说：只要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会有人唱柳永的词。
关于柳永词作的流传之广，还有一个夸张的说法，那就是柳永所作的《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把杭州描写得实在是美，于是传遍了天下，没想到的是，该词传到了金国，金主完颜亮听到后，特别喜爱其中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于是他就有了“投鞭渡江之志”。言外之意，完颜亮想把杭州打下来，以便享受那里的美景。
且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但至少说明，柳永的词确实是传遍了天下。但以上这首词却写得十分正能量，这样的词显然不是后世诟病于他的艳词，那我录一首他所作的《柳腰轻》如下：
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
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
这首词是描写一位妓女，他用了很多美艳的词句来描写这位妓女各个方面的美态。其实细品这首词，也看不出有多么地不雅。相比较而言，他所作的一首《西江月》就比上面的这首要露骨得多：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姦字心中着我。
这首词中所描绘的三位美女——师师、香香、安安，都是北宋时期京城的名妓，柳永说他恨不得把自己跟这三位名妓贴合为一。而这首《西江月》的最后一句中的“姦”字本是“奸”字的繁体，他在这里形象地把“姦”字比喻成这三位美女，并且说自己就在这个“姦”字的中心。
以上的两首词比较起来，风格似乎完全不同，故而后世认为柳永的词有着俗和雅两种风格。当然，他所写的那些艳词也就属于“俗”的范畴。其实以我的看法，可以把这类的词归为“艳”的范畴，因为他还写过一些既不雅也不艳的词，比如他所作的一首《传花枝》：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宴，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着到。
这样的词读起来特别像元代的曲子，难怪李渔称赞他“柳七词多，堪称曲祖”。而龙榆生则明确地点出：“耆卿词……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我觉得这首《传花枝》才能称得上“俗”，当然，这个“俗”指的是通俗。
总之，他所作的词被后世分为雅、俗两类，夏敬观在《吷庵词评》中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
在这里，夏敬观没有用“俗”，而是用了个“俚”。这样的说法应当是本自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的说法：“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