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道,自然美的人文化(美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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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图陈洪绶





插花是一门古老的生活艺术。从最初的赏花、摘花、赠花、佩花、簪花,一直发展到后来的盆栽、插花。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以及人化自然的一种审美呈现。文人花道是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结晶。它将插花这一生活艺术的审美格调推向极致,为生活美学树立了实践的典范。





以志表情历史悠久





早在2000多年前,《诗经》中便记载有青年男女手持兰草游玩嬉戏、互赠勺药示好的情景:“士与女,方秉蕳兮……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郑风·溱洧》)《楚辞》也描绘过佩花、插花、祭祀舞花和供花的情景,如“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离骚》),“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九歌·山鬼》),“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等等。这些文字记载表明,先秦时期人们已经普遍运用花草装饰人体、舟车及厅堂,赠花传情,奉花祭祀,并赋予花草以精神象征意义,从而借助自然之美来表达至诚的情感与美好的愿望。





插花活动应该与折枝花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中国插花技艺形成审美传统,现在只能追溯到佛教的“供花”。《南史》记载:“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南史·晋安王子懋传》)佛前供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直接影响了士人阶层,促成文人插花艺术的兴起。譬如庚信即有盘花待客之诗:“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杏花》)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插花艺术更是发展为新兴市民阶层的普遍雅好,甚至贩夫走卒都受到熏陶影响。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曾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从宋朝开始,插花与挂画、点茶、燃香被文人雅士视为“生活四艺”,几已可与传统“文人四艺”(琴、棋、书、画)分庭抗礼。





体现生活意趣





有明一代,以瓶花为代表的文人花道达到巅峰。插花已成为文人韵士雅居必不可少的清供,是攸关个人性情的风雅癖好。如陈继儒在《小窗幽记》所讲,瓶中插花,“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





由于文人的推崇,中国传统插花技艺与理论突飞猛进,中国文人花道由此进入鼎盛时期。其标志便是张谦德《瓶花谱》、袁宏道《瓶史》、屠本畯《瓶史月表》、何仙郎《花案》等花艺著作的闻世。





这些著作对花目品第、折花造型、择水选器、储存保养、陈设搭配乃至插花禁忌等都有非常细致且精微的探讨。譬如,仿照官秩制度,以“九品九命”为近百种花卉划分品鉴等级。就算同一种花也有品种优劣的区分,“梅以重叶、绿萼、玉蝶、百叶缃梅为上,海棠以西府紫绵为上,牡丹以黄楼子、绿蝴蝶、西瓜瓤、大红、舞青猊为上”(袁宏道《瓶史·品第》)再譬如器皿选择,文人尚清雅,故贵铜瓷而贱金银,所以明朝文人供花主要使用铜器和瓷器。他们对瓶的形制、大小、新旧都相当考究。夏秋用瓷瓶,冬春天寒则多用铜瓶。书室清供斋瓶宜矮而小,而堂厦供花则宜大。供花铜器有花觚、铜觯、尊罍、方汉壶、素温壶、扁壶等,瓷器以古壶、胆瓶、尊、觚、一枝瓶为妙品,次之蓍草、纸槌、圆素瓶、鹅颈、蒲槌等亦可。一般而言,花器尚旧,古董尤佳,所以陶铜器皿入土年代越久越好,瓷器也讲年代,但更讲究产地和工艺,柴窑、汝窑地位最尊,官、哥、宣、定诸宋代名窑的瓷器算一流的珍品,此外,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窑在当时也依次有其名贵地位。





可见,插花在明代文人眼中不是一件普通的装饰技艺,这里面包含了植物花卉、文物古董乃至室内设计的知识修养,也蕴含了清雅脱俗的审美理念与花道技法,它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关乎生活情趣与修身养性的艺术。





关乎人文意义





对于文人花道而言,花卉的自然美学属性并不是审美的真正核心,自然色香之美是附属于人文审美意义的。如花卉的“品第”及精神象征——“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可比德君子、处士,表征其格调的高洁;牡丹雍容华贵,堪配宫廷贵妇、名门闺秀;山茶花幽静娴雅,可配小家碧玉。





同时,花道审美并不只是花卉造型的审美,它也包含器具的审美以及与环境、天气、室内陈设乃至人物协调的整体审美。只有做到色、香、型、文四要素的内在和谐,并与外在环境气氛协调一致,才能体现花道的精髓。譬如插花之室宜清幽不宜嘈杂,宜明净不宜太暗或太敞;家具宜简而精致,不宜繁琐而奢华;花材的搭配,“梅花以迎春、瑞香、山茶为婢,海棠以苹婆、林檎、丁香为婢,牡丹以玫瑰、蔷薇、木香为婢……”;欣赏花艺,“茗赏者上也,谈赏者次也,酒赏者下也”,“寒花宜初雪,宜雪霁,宜新月,宜暖房。温花宜晴日,宜轻寒,宜华堂……”(《瓶史·清赏》),等等。





所以,插花是自然美人文化的一个典型,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现代人所讲的人文艺术。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整体造型是经过创作者深度艺术加工的结果,超越了自然形式,更在于它内蕴了丰富的审美文化意义。





有生命的活泼感





明代文人的花道与书画美学理念内在相通,其追求的美学兴趣重点都在天趣生动。书画讲究气韵生动,而这一境界非妙品难以企及,插花却不然,奇花凡草天机活泼,援之入室,自成生机。所以往往只需一瓶插花,室内顿时即可活意生香、清雅脱俗。生命的活泼是插花真正的艺术精神。书画妙品难得,瓶花却可随时插换,这也是它得到普通士子喜爱的原因。另外,它不像书画品鉴单纯限于一个被静观的艺术对象。实际上,插花艺术始终处于和人的互动之中。且不论选花、折花、配器、择水、造型作为插花创作过程需要人的艺术实践投入,后续的摆放、养护皆需要人的参与。所以,插花是融入到家居生活实践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本质也是一种生活行为艺术。





这种将美的创造与欣赏融为一体的艺术形式,为平淡的生活注入一种创造性(自由感)与仪式感(形式感),从而改变了生活的形式、韵律和节奏,为日常生活增添了风神气韵。同时,插花是共享的艺术,它能将身边人都带入一种生活艺术审美的空间氛围中。这种持续不断的氛围熏陶,本质也是一种审美参与,它会在无形中丰富所有参与者的审美经验,并提升其审美品位。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