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疲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影响居民消投资扩张只能在短期扩大需求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

辞旧迎新中，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2712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这也是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首次回升。

在一片向好的看多派眼中，中国经济已经正站在“新周期”的起点。然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2018年的三大任务并未释放出过多的“乐观”情绪。反而将防范风险列为重中之重。

一方面是宏观经济指标的相继复苏，另一方面是去杠杆、房地产、债务堆积问题的暗流涌动。2018年的中国经济究竟将走向何方？《英才》走访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共同问诊经济、犀利谏言。

王小鲁：结构失衡导致经济增长疲软

虽然结构失衡不能100%导致过去的增长疲软，但是在我看来在众多的解释中间恐怕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解释。

从2010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遇到了很多阻力，那么这些阻力是什么呢？我想一方面就是出口增长在减速，过去2年出口负增长，这是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第一是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市场疲软，这是过去几年来突出面临的问题。第二就是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第三是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金融效率的下降。第四，各种行政干预和优惠补贴政策、保护政策对企业的公平竞争和提高效率，对企业的创新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究竟症结是什么？产能过剩，生产率下降，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主要是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

投资过度其实主要是过去各级政府太关心GDP增长了，太关心投资了，因此热衷于投资扩张，大量的借债投资，过度的鼓励房地产投资，导致无效的投资越来越多。货币政策在持续的刺激投资，财政政策是偏重于政府投资，产业政策是鼓励某些特定部门的行业的投资，各地的地方发展政策，都在以各种优惠手段来招商引资刺激投资，那么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造成的结果就是大幅度的提高了投资率。反过来降低了消费率。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另外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也影响了居民消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过去某些时期受到了干预，就是政府太强了，政府太希望推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方面替代了市场的作用，对企业提高效率和创新发展有不利的影响。

过去十几年最关键的结构失衡是什么？在我看来代表性的结构失衡就是消费率的大幅度下降和投资率的大幅度上升。

从2000年到2010年消费率从63%降到了48%，投资率从34%上升到了差不多48%，一个降了15个百分点，一个升了14个百分点。最近几年有所回调，但是距离80年代，90年代60%几的消费率，30%多的资本形成率，还有大概10个百分点左右的差别。

那么根据我们的做的一系列分析，我们认为合理的消费率应该在大概65%、66%左右，在这个水平上也就是说投资率或者讲资本形成率34%、35%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接近50%的资本形成率显然过高了。

结构再平衡，需要解决的是一系列的体制和政策问题。一是货币宽松和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再次是造成的结果是投资率不断上升，产能过剩不断的加剧，而消费力在不断的下降，不足以拉动经济增长。加上资本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滑，杠杆率在不断上升，房地产泡沫在出现，这些都预示着我们经济面临的风险在逐步的加大，这里头涉及到一个理论问题，就是投资是不是越多越好？

有些人说甚至有些经济学家也这么讲，说投资当然是越多越好，因为你消费掉了就没了，钱就没了，你把它拿去投资就留下了固定资产，给未来的发展就提供了动力。这个话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不合理了，其实经济学理论早就证明，资本积累的黄金率，也就是说过高或过低的投资率都是不好的，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因此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投资扩张只能在短期扩大需求，在中长期它的效应是扩大供给，因为你投资扩大了，生产能力就增加了，而消费没有跟上来，于是你就会导致产能过剩，未来可能仍然是需求不足。

用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加上政府来进行投资，这样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只能是短期政策，不能在中长期持续的运用。未来的结构调整，关键是要切实的恢复货币政策的中性，促进杠杆率下降，财政政策要从政府投资转向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减轻企业的负担，因此需要推进财税体制的改革，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率回升，投资率回落。

还需要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对企业经营的干预，维护金融稳定，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管理。因此我们主要需要通过恢复市场功能来实现结构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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