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把乡愁化为力量他们不是温情脉脉的浪漫书生

如果看看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就更能明白他们不是温情脉脉的浪漫书生，而是身经百战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改变现状的斗士。

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的改革开放，其核心是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从农村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变。从“三农”问题到新农村建设，再到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脱贫攻坚的烽烟滚滚的战场，也是公益界持续关注、不断耕耘的热土。

时至今日，农村已经从“希望的田野”那样的话语中褪色。充斥媒体的，多是凋敝、逃离、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之类的信息。连续几年春节“博士还乡”的报道，更是褪去了离乡人想象中乡愁的温情。对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无论他们是从农村出来的、还是曾经上山下乡过的——乡村已经成为与己无关的模糊的远方。面对报纸和电视，所能做的只是一声叹息而已，如同在电视上看伊拉克和叙利亚。

当农村青壮年义无反顾、浩浩荡荡地奔向城市之时，有少数城市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青春和生命投向荒芜的乡村。邱建生所在的机构叫“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追随的是民国乡建的先驱晏阳初。誉满世界的“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曾以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30年代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自己举家迁往农村，带动“博士下乡”的热潮，许多留学归来的博士、硕士舍弃大学校长、教授的岗位和当官升迁的机会，来到农民之中，探索农村建设、民族自强自救的道路。当年在全国各地开展的多种乡建实践，为抗日战争所中断，而后又被意识形态所遮蔽。邱健生自称“在余烬掩盖的火上，遇见民国乡建”，产生了“为中国找回晏阳初”的使命感。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接续，也是立足于乡土和国情，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新出发。

没有笼罩着大多数人的迷茫和焦虑，他们在乡村默默而坚忍地工作，从为乡建培养青年骨干，推动法治下乡，开展合作经济，逐渐进入乡村发展、文化生活、教育、养老等主题，建设社区大学。我参与过邱建生的大多数活动，到过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建学院、厦门的国仁工友之家、海南儋州、福建培田村的社区大学等等，因此知道他的艰难曲折，他的坚毅和执著。

这种坚持不仅来自责任和使命，也来自更加深刻的情感。他笔下的“我的农村”，“犹如美丽单纯、带着泥土芬芳的姑娘，好像那条雨巷中丁香一般的女孩”。他写道“我们理想的农村，农民在经济上、精神上是独立的、自由的。情谊高于经济利益。人人有知识，人人有文化，人人有健康的身体。人人都享有家庭的天伦之乐。人人都有团体的健康的生活。环境整洁优美，富于悠闲情趣的生活。讲求科学和技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禁绝投机、赌博及一切不负责任的行为，人人都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与当下的现实相比，这更像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书生意气。但见到邱建生，你就会认识他更像一位农人，而且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不仅看到在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双重压力下，人类正在失去故乡；同时看到在混乱失序的表层之下，积淀千年的生存智慧和土地深沉的力量。这种对故乡和土地的信仰，不仅来自理想，而且来自朴素的情感，来自爱。“爱故乡”于是成为一个宣言，成为一个行动纲领。“把乡愁化为力量”的行动，就是“把爱带回故乡”。

如果看看他们具体在做什么，就更能明白他们不是温情脉脉的浪漫书生，而是身经百战的社会工作者，致力于改变现状的斗士。

爱故乡计划旨在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大众参与到乡土的重建中来。

成为乡村土地、山川、河流的守护者，成为餐桌健康的守护者，倡导生态农业与美丽乡村建设，倡导生态的消费观念，保护故乡的生态环境；

成为乡土文化的守护者，保护古村落、古建筑，更新、传承乡土文化，发展社区大学，推进乡土教育，保护故乡的人文环境；

成为乡村手工经济的守护者，倡导公平贸易，保护传统手工技艺，推动农村合作组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经济的自主性；

成为城乡资源互动的平台，促进城乡之间在人才、资金、物资、物权等方面的有效对接和配置，推动乡村的资金互助事业，发展乡村的深度旅游，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激活社会的爱故乡力量。

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其中西方的工业和科学可以被学习和效仿，同时可以发扬东方文化的精神优势。

爱故乡愿意走在这条路上，让知识和义务产生连接，促进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爱故乡”的具体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在自己的家乡组织爱乡会，开展乡村建设工作；在同乡间建立QQ群等网上社区，讨论家乡建设的相关议题；与同乡一起编辑社区报；保护一座老房子；起跑一个污染企业；建立一个图书室；为家乡的孩子开展一次夏令营活动；在家乡举办一次春节晚会；写一个家乡手工艺人的故事；教会家乡妇女一种舞步；拜访至少十个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乡政府探讨一次社区建设的事；创作一首故乡之歌；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一篇与爱故乡行动相关的文章。

这不是每一个对故乡恩义未绝的人都可以做的吗？

很多人还是会不理解和不以为然：有用吗？当年，人们也这样责难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和黄炎培，斥之为“改良主义”、未能挽救农村破产命运。1934年，在定县工作五年之际，晏阳初曾坦言人才短缺、经费匮乏，面对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教育改革难被重视等各项困难；同时摆明他的态度：改造民族生活之大计，决不会刹那间成功，只能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去做。今天，我们比过去更能认识这种坚忍不拔、一点一滴的努力的价值，摒弃以成败论英雄、追求短期事功的浅薄。

80年之后，中国乡村的问题和困境，其实与晏阳初时代仍然是基本相似的，只是境遇更为狭迫、情势更为紧急，无论在环境资源、道德人心、社区家庭、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邱建生们乡村建设的基本逻辑也与前辈相似，还是启迪民智、发扬民力、改善民生，通过发扬农民的才智、技能和公共心，鼓励他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协助他们改善经济和社区；在现场的研究与实验中，发展、改善新农村建设的原理与实践。可见，他们不仅有爱、有情怀、有理想，而且有清晰的理论、可操作的方案和持续的行动力。

邱建生将他们在家乡的这种努力称之为“荒原颂歌”。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悲歌、壮歌，甚或是挽歌，重要的是大地上还有他们的歌声和追求，这片土地就仍然是“希望的田野”！

本文摘自《大地上的歌者——新乡村建设工作手记》（邱建生）序言，作者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