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王石哭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并非宝万之争，而是另一件事... 关注和讯网（ID：hexunofficial）"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而是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过去一年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演讲伊始，王石说道。他说，自己想感谢多年来，对他和万科的成长给予友谊、关注、帮助甚至批评的人，“我感到没有你们，万科不可能有今天，没有你们我也不可能这样堂堂彩彩地站在这里”。

2018年1月23日晚，王石现身“回归未来”2017-2018跨年之夜，活动在水立方举行，长达3个多小时，堪称王石的演讲“专场”。场馆外是零下的气温，场馆内气候温熙，身着黑色高领毛衣和修身黑色西服的王石看上去放松、坦然。王石笑称自己遗传父亲，比较羞涩、内敛的时候，会脸红、微微出汗，为了当晚演讲时不出汗，“我从早上到现在就没喝水”。

▲2018年1月23日，北京王石在水立方发表演讲《回归未来》，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他演讲的主题是“到源头，拥抱未来”。源头是什么？踏足深圳34年，创立万科至今33年，可以说，王石的目标从未改变，“我想做一个伟大的公司。”以前卖饲料的万科如是，后来经营房地产的万科亦如是。

什么叫伟大的公司？王石给出三点标准：一是产品要被市场接受，二是要做品牌，三是要做行业标准。他一脸骄傲地谈起自己对万科所做的贡献。“我给万科选择了这样一个行业，给它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团队，树立了品牌。”尽管卸任万科总经理后，他一度感觉“困兽犹斗”。直到后来，他决定“与万科团队疏离”。

你能感觉到，王石正试图寻求一种和解，与自己的年龄、健康、心态，与离开他后越发多元的万科、与挡不住的时间洪流、甚至是与这个“美美与共”的世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数。人生的第一个阶段是由不得你的。第二个阶段，一半自由，一半拘束。第三个阶段，怎么过呢？”

王石在早前的一个演讲中如是描述第三阶段，“原来没准备66岁从万科退休，目前还在适应离开万科之后的生活。但也即将开启人生的第三个阶段：要有愿景、要对社会有贡献、要善待自己的身体。”

去年，历时2年半的宝万之争尘埃落定，深圳地铁通过收购华润和恒大手中的万科股份，实现29.38%的持股，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和“白衣骑士”；6月21日，王石正式卸下万科董事长一职。

此后有消息传出，王石将赴华大控股担纲董事长一职，彼时王石置评消息“捕风捉影”。

2018年1月19日，华大控股旗下上市公司华大基因发布公告称，王石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而数日前华大控股董事长汪建在接受《财约你》采访时透露，辞去独立董事职务后的王石将出任华大控股联席董事长，具体分工上，汪建将更聚焦基因技术层面事务，王石将关注经营层面事务。汪建说：“闲着没事干，来给我们干活多好。两个和尚挑两担，两个和尚挑水喝多好。”

过去，王石在任之时，万科曾与华大基因进行过多次合作。2013年，在深圳市政府领头下，两家公司共同打造坝光国际生物谷，这个项目是深圳市十大未来产业聚集区之一，地处大鹏半岛，以其为核心启动区的“深圳国际生物谷”的产业增加值达800亿元。

而王石与汪建私交甚密。两人曾同攀珠穆朗玛峰，亦曾相约汪建70岁去沙漠种地。而在早前的深商大会上，汪建也和王石联手，倡导深商携手促进基因事业发展。

创业是一场生死战，要靠胆识、目标与运气

▲2017中国赛艇公开赛上的王石

我是从32岁开始创业的。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发创业，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1983年，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我白天带他们干活，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讲数学。我记得很清楚，给他们上完课，光着膀子在记帐，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但还是很愉快。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赚钱赚到三十多万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鸡饲料有致癌素。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玉米也没人要了，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我赚的30万赔进去，还净赔40万。我当时谁都没告诉，回到大连将大连、天津、青岛，玉米库存一扫而光，但是我首先讲货到一百天付款。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想运运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为什么订这些货？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我就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就我有。当然这个逻辑没有错，问题在时间。因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险。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所以宁愿希望船沉。

▲2014年6月，深圳，王石演讲《底线与荣誉》，现场吸引了3000余听众

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大公报》、《信报》给了一条信息，香港要吃鸡了。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我记得很清楚，船到了村庄里，我要给他们拉到饲料厂里，那时候我记得农村里面很多都是个体户经营绿头车，在大公路上拉材料运土的，我给双倍钱。然后浩浩荡荡带着他们去惠州，把玉米拉到一个学校，浩浩荡荡到了码头，就看着一车一车的拉着玉米，运到饲料厂，一路上一辆车一辆车的烟尘滚滚，我在小山坡看着，看着我的车队那种实现感从未有过。

多年之后回顾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创业家，一无所有的时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闯、不拘束，当然也有赌博心理，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之后你会发现，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创业初期往往遇到“赌博”的成分，你要有胆识，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赌”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2010年北京，王石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

至于未来，未来能做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做企业一定做成伟大的企业，什么叫伟大的企业？首先你是企业，企业要有产品，品牌、标准、信誉度，但这都够不成伟大。所谓的伟大，我想是指企业在社会上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公司，生产产品、生产服务的范围，他的文化已经在整个社会有正向的推动力。你比如说苹果的智能手机，成就了这个企业的伟大。

公益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2017年11月，昆明，王石演讲《三座山峰》

2003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丝“给予者”的优越感。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所谓慈善、公益，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18年1月23日，北京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

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2004年，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

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南极，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零垃圾登顶等等……

▲2017年3月，四川绵竹，王石转身的一挥手

成都商报记者王效/摄

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阿拉善是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现在国内环保领域很有影响力。2004年6月，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是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在这里，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

“放下”要闯三道关：理由、条件与创造新天地

▲2017年6月，王石正式谢幕

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

但是我决定辞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我觉得，一个现在企业的建立更多的来讲是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团队，是品牌，而不是个人的魅力。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但反过来讲，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什么：

第一，选择了行业多元化，选择了房地产。

第二，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企业制度。

第三，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第四，是品牌。

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我睡觉非常平稳，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我说人呢？照正常来讲，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让我签字，可是冷冷清清。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要放下，但这是被动的。主动放下，才是对你的考验。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放下”，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离不开我的，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如何改变你的路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相信很多现在选择在行业当中，比万科要优秀得多，因为我们走了一条弯路，多元化，最后才走专业化，但是很多公司一开始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制度建设上，团队培养上，品牌树立上万科都是成功的。我的放手不是对万科的现状满足了，而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我想他做到伟大，想要创造一种文化，超越公司本身的行业影响，给社会带来一个正面作用。

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想放下还不行，你就是克服了权利欲还不行，你一定要给你自己再开辟一个新天地，到社会上开辟一个你可以发挥作用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我99年之后更多的开始到社会上去做公益，到社会上去做慈善，到户外去做我个人儿时实现不了的梦想，去登山，去飞伞，去帆船，去赛艇，去做这些事情。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

▲2009年12月，北京，王石在2009年度中国经济人物颁奖典礼上

刚才视频里我们看到褚时建先生，我习惯叫他褚厂长，我是把他当作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所以别人叫褚老或者褚先生，我是叫他褚厂长。

褚厂长他的人生经历至暗时刻。从监狱出来之后，73岁带着老伴到哀牢山去创业。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情景，戴着一个草帽，圆领衫，开着口的，正在和一个民工讨价还价，就是修水泵，人家要80块钱，他给人家还价60块钱。你会发觉这么一个曾经叱嗟风云，一年税利300亿的烟厂大王，在山头上跟修水泵讨价还价。我就问他种的成苗什么时候能够挂果？他告诉我六年，去的时候是2004年，再去的时候已经是2010年了，他就90岁了。所以他这样一个状态，这样一个大起大落，曾经是那样的辉煌，又那么遭难的，他却是这样的告诉我80岁之后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我就非常的感慨，对我是非常有启发。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而是看他由高峰跌到低谷的反弹力，这就是我在褚时建老先生身上所感受到的。

说到我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人就说，过去“万宝之争”这两年里，对你的经历是非常至暗的时刻，我说不算是。

那么什么是呢？就我个人经历来讲，包括在80年代，我经历的至暗时刻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是很简单，因为它是非常著名的事件，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展开叙述了，我就说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我的一个冲击。

就一个帖子，大概内容两点：第一，200万我认为是合适的；第二，要求提示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块钱。就两点我就成了历史罪人，原来曾经在中国有影响力，有名望的著名企业家，而且登上珠峰的这人，突然就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追求的伟大的企业，在道德伦理上一定要有制高点的，但是现在说“你虽然物理高度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是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

恰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争论的问题，到今天也继续有争论，我们今天不从错对来说，对于我讲，那是一个非常难受的时刻。第一我感到非常孤立，第二完全是我个人带来的。比如说大家提到了过去的两年“万宝之争”，我说那是对我的品牌来的，对我的公司来的，对万科公司文化来的，我们的团队，我们在捍卫万科的文化。万科的文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本身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呼应的，尽管资本市场不这样看，他认为应该是资本来说话。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为捍卫万科的文化在战斗。

但是回忆几年前的汶川地震，因为我一个人的言论引发的冲击。我也是人，我不是圣人，突然被网民，被主流否定的时候，我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群情激愤，因为我个人言论，使公司信用受到很大冲击。但是我认为我没有错，我的痛苦就在于我的信念认为我没有错。但是整个言论认为你不但是错了，还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因为你很吝啬，突然在形象上我成为一个吝啬的人。

我是吝啬的人吗？我是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个不用回答，我非常清楚。但是问题在这儿，我就是这样一个位置，我感到非常孤立，非常无援，感到自己非常软弱。

这个时候有人劝我，“王总，你现在必须辞职，而且离开这个国家。第一保留你的生命，第二你制造这个事件大家多少年回头看会重新审视。”我说：“我不能辞职，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我不能因为制造的事件，为了将来如何评价而离开，我辞职不会因为这个理由，我对辞职做了准备。准备什么呢？如果我的言论影响了万科的股价，投资者受损失我会辞职；如果消费者拒绝买万科的房子，万科销售受影响我会辞职；如果万科的员工觉得董事长错了，他们罢工集体辞职，有那样的情况我说他们不用辞职，我辞职。只要这三种情况不会发生，我不会辞职，但是心里是非常痛苦的。熬过那段时间是非常难的，但是熬过来了。

我想为什么放那个片子，实际上褚厂长的经历，他的再创辉煌是在我心中，我想再怎么困难我也要坚持下去，这里想和我们在座的来分享四点：就是我怎么过来的。

第一，我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我就准备肉体上被消灭，当然我不能坐以待毙。你做了最坏的打算，还准备接受，你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第二，还要保持乐观的态度，谁知道十天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谁知道一个月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尽力了，你失败了你不会后悔，因为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尽力，是你心存侥幸最后失败了，你会后悔，为什么当时你不再努力一下。

所以最后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有个话叫“往往胜利在最后一下的努力当中，在最后一下的坚持努力当中”，所以一定要坚持努力。但是我想和今天晚上特别分享的，是第四点。

第四，如何面对最困难时刻的经历，会成为你的财富。我相信褚厂长和下面我们会请出褚厂长的夫人马大姐，他们最有资格讲这个，如何把苦难的经历变成财富。我们再说我们要谈的例子，就是汶川地震，对你的财富是什么？不用很长时间，我就进行总结，发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错，我虽然那年是57岁，但有人说我像个青涩的苹果，还是很不成熟，对很多事情认识的很幼稚，这里不是说反讽的话。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董事长，我说了不是错对，但是引起社会负面强烈反应的话，影响公司品牌，影响股东对股票价值判断，我个人还是认为没有错，但是你应该对万科负责，就应该采取紧急措施。

当时另外一个公司发生类似的情况。在万科这个汹涌澎湃的时间上，因为这个“捐款门”对着我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公司也发出一个帖子，我是十块钱，那个公司是一块钱，风头一下扑向那家公司，没想到人家三下五下两天处理了，这个风头又转到我这儿来，结果我还没有处理，等我意识到要像那个公司采取措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本身这样一个舆论，如果我说“我爱你”这句话很难启齿的话，那“对不起”也很难吗？那么对不起我说错话了，说了不应该，不合适宜的话，说了错话不行吗？我现在认为我可以，不要把你个人的情感、个人的诉求和企业等同起来。

像这样总结出了感悟，我觉得它成了我的财富，而且从公司整个发展来讲，我们的紧急公共关系是非常薄弱的。当我们意识到我个人的影响力比我想象的大的时候，当我的公司对社会影响力比想象大的时候，就应该有更多的担当，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忍受委屈。想到这里还有什么委屈受不了的？

所以我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的第二个33年，就以对汶川地震至暗时刻我的感受和我的感悟作为第二个人生阶段的结束，谢谢各位！

来源：综合自《中国企业家报》、V房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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