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事通:香港,一个富裕但不先进的城市
《王事通:香港,一个富裕但不先进的城市》,傻大方资讯编辑整理。我们不生产头条,我们只是社会头条新闻的搬运工!健康摘要: 1月16日,阿里巴巴发布招聘信息,以35万-40万年薪,招聘两名淘宝资深用研专员,工作地点为杭州,岗位要求60岁以上,学历不限,工作背景不限;与子女关系融洽。
正文开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事通】
近年来,去过香港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皇后大道边琳琅满目的奢侈品专卖店、金钟道上行色匆匆又肤色各异的全球精英们、维港两岸由高档写字楼组成的不夜华景,都让人不得不感叹香港的繁华。但如果要论“先进”,香港恐怕排不上号。
要举例说明香港的“不先进”,完全可以浓缩在一场约会中。
设想你与三五好友相约吃饭聚会,那你首先要带齐“三件宝”——八达通、现金、信用卡。出门了,你可以选择搭红VAN(小巴)——某种有专人在车站边调度上车人数和排队方向的传统交通方式;或是搭港铁——你需要一张曾是无现金社会先驱的八达通;或是扬招一辆的士,并在付车资时得到一堆硬币。到了港人引以为豪的米其林饭店吃饭,你需要跟门口服务生取个手写纸质号,然后老老实实站着等位。吃完了饭,在强调AA制买单的香港,马上就轮到大家开始翻遍全身搜刮“散纸”凑零头了。
“唔方便。”一个在内地有求学经历的香港朋友总是抱怨这三个字,道尽了如今香港生活方式的尴尬。
香港创新科技“不先进”已是共识
说香港“不先进”、“不方便”,恐怕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比如日前香港反对派喉舌《苹果日报》就刊登了一篇所谓《有信用者不用支付宝》的文章,提出了“上等人不用支付宝”的观点,表现出香港社会一小部分人对内地科技企业和科技产品的抵触情绪。
资料来源: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但其实精明的港人早已意识到香港目前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发力不足的现实情况。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7年就香港老百姓对创新科技和共享经济的接受程度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比香港、台北、深圳、首尔、新加坡等城市,有36%的港人认为香港做得最差,满分5分中香港平均得分仅为1.9,另有超过70%的港人认为内地发展势头正旺的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科创新兴服务有利于香港发展,而政府与社会在这一方面做的不够。
可以说,喜欢世界各地旅游打卡的港人们早已察觉到香港在创新科技上的“不先进”、生活方式上的“不方便”,并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香港创新科技整体表现低迷也确实有客观依据支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康奈尔大学过去十年间针对全球各国家、地区、经济体发布创新指数报告,其中香港创新科技整体排名在2010年以后连年下跌,到2017年时已经跌出前十外,还被区域内的竞争对手如新加坡、韩国等甩在了身后。
香港在创新科技整体表现上之所以一蹶不振,简直是一幅好牌打烂了的典型例子。香港在创新环境上可谓十分优越。这座城市在市场开放程度、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方面遥遥领先于绝大多数地方,创新环境可谓得天独厚。
香港在发展创新科技上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其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和民众的守法意识。在香港,版权意识深入人心,如果你向港人朋友沾沾自喜地炫耀刚从某个种子网站下载的盗版电影资源,那恐怕对方不但不会找你拷贝还会严肃认真地批评教育你一番。香港社会在盗版问题上可谓真正做到了“不敢用”、“不能用”、“不想用”。
然而,香港创新效率却极其低下,其创新科技产出表现很不理想。虽然香港在基础科学研究上非常了得,坐拥港大、港中文、港科大等亚洲乃至世界名校的香港在科研上表现突出,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量上傲视群雄。但是,香港在科研成果转化上则做得一塌糊涂。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PCT国际专利合作条约年度回顾》报告显示,2015年香港进入最终国家阶段审核的PCT国际专利数量在亚洲范围内仅占比0.2%,哪怕是与韩国、新加坡等“四小龙”兄弟相比也仅为别人的零头。
本地中小型科创企业生存难、科研成果落地难
科研止步于象牙塔内,好的论文没有变成好的专利发明,进而缺乏成熟的、有商业价值的产品,这就是香港科研成果转化的现状。所谓香港创新科技发展不力的主要矛盾正是“香港先进的前沿基础科学科研能力”和“落后的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化能力”之间的矛盾。港人很现实,有钱赚的行业才有人做。港人要凭借本地大学的科研成果赚钱,就需要有人搞发明、申专利、办企业,然而最有创新活力的中小型科创企业却难以在香港本地生存、壮大。
香港本地的中小型科创企业面临成本高、市场小、人才少三大难题。全球最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一向是香港引以为豪的标签,但正是资本所具有的流动性、逐利性与创新科技产业成本高、周期长、风险大、回报不稳定的天然属性形成了冲突。
香港(图/视觉中国)
众所周知,香港的土地地租和工资成本在全球都属极高,这使得香港本地初创企业往往在创业初期就需要高投入。而750万人口的香港本地市场又太小了,香港的知识产权体系又与内地不互通,与内地市场一体化程度也不高,使得成本与收益并不成正比。资本又是无国界的,资本的高度自由流动性导致逐利的香港企业家当然愿意往成本收益最高的地方跑,要么在香港本地发展香港金融、房地产等产业;要么更愿意去深圳等地投资创新科技企业,一来内地土地价格和人力成本低,二来又方便拿下内地庞大的统一市场,可谓一举两得。
此外,香港人崇尚“实惠”的大学专业选择,优秀人才往往就读医学、法律、金融等行业,这样一来导致本地科创人才整体体量不足、学科分布状况不太多元,亟待由外引进科研精英并重建本地STEM教育学科体系。
笔者身边一位从事创新科技天使投资的香港朋友也表示,由于香港创业成本高、市场小,且港人创业精神和“狼性”文化不足,导致香港中小型科创企业存活率很低。甚至他们会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建议香港创业者前往内地发展。造无人机的大疆、发展人工智能的商汤等企业纷纷转战内地也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既然本地产业化走不通,那香港中小型科创企业是否能走国际化路线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香港中小型科创企业面临着众多西方跨国企业的竞争。比如香港反对派最喜欢标榜谷歌、脸书、亚马逊等西方跨国公司产品,并以能用这些产品为荣,殊不知正是这些近乎垄断型的跨国企业,挤压了香港本地科技企业的生存空间与市场份额。
根据《2017年香港统计年刊》数据显示,香港在高科技产品上长期处于高贸易逆差,而且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香港本地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体量不断萎缩,其所占出口总量比例甚至低到了令人发指的0.18%。虽然港人能够用到价格低廉的港产IPHONE手机,但香港本地高科技产品完全依赖进口,相应的这些跨国企业产品完全占据了本地市场份额,让本地中小型科创企业难以生存,进一步阻碍了香港本地的创新科技产业化发展。
政治执拗使香港在创新科技上投入不足浪费机遇
除了成本、市场、海外竞争等原因外,香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做得不好,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香港政府没有及时进行必要的政府投入与政策调控,放任了本地创新科技产业的衰败。
香港的行政官员历来奉行港英政府遗留所谓“小政府”、“积极不干预”之类的教条,对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有一定抵触情绪。再加上香港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使得香港公务员往往未推动一项政策前就先自我审查,怀有“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
其结果就是近十年来香港在研究及发展支出(R&D)这一核心指标上的表现完全不合格,科研投入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0.7%左右。同期的新加坡、中国内地为2%,日本与美国在3%左右,韩国则高达4%。在这0.7%中,政府投入又仅占全港研发总投入的4%左右!香港的公务员应该扪心自问,在创新科技之类讲究先发优势的产业上是否仍适宜等待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
历任特首并非不知道香港创新科技产业落后是一个严峻问题,但却一再错过了发展机遇。1997年董建华刚上台时就提出香港经济向创新科技转型口号,建立了创新及科技基金、数码港、科技园等,但恰逢2000年以后接连发生互联网泡沫、SARS等事件,香港创新科技和整体经济都遭受重创一片凋敝,其政策效果不彰。
董建华资料图(图/东方IC)
曾荫权上台后主推“六大产业”,但心思主要放在医疗、教育领域,力图使这些公共产品属性高于商品属性的领域产业化,错过了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的窗口期。
曾荫权资料图(图/东方IC)
及至梁振英时终于在政策方向上判断正确,抓住加强政府投入这一重点,未上任时就提出要搞创新及科技局以加强行政力量。然而,此后香港却陷入政治撕裂的漩涡之中,反国教运动、占中事件等政治事件此起彼伏,反对派立法会议员逢梁必反,政治执拗导致2012年至2014年间创新及科技局议案被反复“拉布”流会,使政府根本无法加大创新科技领域的政府投入,等2015年创科局建立起来时,香港又错过了与内地加强创新科技合作的好机遇。
梁振英资料图(图/东方IC)
好在目前林郑月娥已经认识到创新科技的重要性。其上台后在原有创新及科技局的基础上,亲自组建创新科技督导委员会,还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研究与开发的政府投入、减免科创企业税率等。内地科技企业如支付宝、微信等也借着这股东风,纷纷与香港本地资本家如李嘉诚等合作进军香港市场,并呈现出内地资本与香港本地资本共同发力的特征。政企同时发力加大投入,令香港的科创大环境在近期得到逐步改善。
林郑月娥资料图(图/东方IC)
开放共赢才是香港未来科创发展的关键
未来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可以仿效新加坡、韩国的模式,以政府主导加大直接资金投入,并出台扶植创新科技产业的公共政策。
要把内地科技企业“引进来”。在金融方面放宽内地科技企业赴港上市的限制,把阿里巴巴之类内地巨头请进来。利用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机遇,加强与深圳企业的科研合作,在河套区设立高新产业合作园区,利用好自身在科研、税制、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优势,争取把内地科技企业价值链前端的专利研发吸引到香港来做。
要把全球科创精英“请过来”。把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劣势转化为全世界科研精英赴港工作的薪资吸引力。在税制、签证、移民政策上效仿新加坡模式,对科研、技术人才予以放宽。改变所谓外地精英会夺走港人工作岗位的零和思维模式,做到人才引进与本地STEM人才培养齐头并进,真正取得双赢。
还要扶植本地独角兽企业“走出去”。力争在创新科技基本盘做大的基础上,致力于对香港本地独角兽企业的培养壮大。香港可以将科技与金融等产业结合,利用独立货币、关税区与全球金融中心优势,在香港谨慎试验“区块链”概念相关的前沿金融科技产品。
过去二十年的惨痛经验,让我们明白如果无法紧跟潮流、与时俱进,即使富裕如香港恐怕也会在科技时代的大浪潮中逐渐被淘汰。但只要找对方向,拥有诸多优势的、“不先进”的香港一定会再次成为一座令人心向往之的发达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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