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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中懵懵懂懂在美国接触橄榄球，

到回国后“拖家带口”重返赛场，

我是陈丁，

这是我的故事。

2008年末，我开始留学生涯，在美国南部的阿肯色州小石城的Pulaski Academy度过了两年多的高中时光。去美国之前，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只会读书、体育常常不及格的肥胖少年，晨跑1000米我都会落后班级里的其他同学一两圈。

所以到美国时，我根本没有想过会加入这项对身体素质要求极高的竞技运动，更没有想到橄榄球在某种意义上完全改变了自己面对人生的态度。

顺带介绍一下我的母校——Pulaski Academy。这是一所规模不大也没有多长历史的私立高中，学术水平上没法跟东海岸的那些大名鼎鼎的高中相提并论。但在橄榄球上，PA不仅几乎连年拿到阿肯色州联赛冠军，而且因为主教练Kevin Kelley提出的No Punt战术而闻名全美。

记得那是春季开学后几周的一堂普通体育课，体育老师把我叫到一边说橄榄球教练想让我去球队里试一试。讲实话，那个时候还没看过一场比赛也不懂得任何规则的我有些懵，我就稀里糊涂加入了每天放学后的球队合练。大概是看我胖，自动就被分配到了O-Line组，拿到了72号球衣。

在很多家人朋友甚至那时的自己看来，我是“自讨苦吃“——开始的体能训练几乎每次都练到吐，战术讲解也似懂非懂。教练虽然私底下跟我开玩笑，但一到了球场上就完全丢掉了其他文化课老师的那种慈眉善目。队友也一样，更衣室里一群大男孩儿还能哼着歌儿打着游戏，训练场上做错了什么就等着被嘲笑或者咆哮吧。

如果说在学校的其他地方，还有老师和同学因为我是个从中国来的新生而格外照顾我，那么在球队里从第一天起我就放弃了去得到别人同情的念头。因为在橄榄球场上，每一次冲撞、每一次战术的执行，哪怕有一点侥幸和犹豫，就意味着失败。

现在回头去看，这是我在这项运动里上到的第一堂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自此之后，无论是打球，在美国生活学习，还是到回国创业，都常常会回忆起那段每天都在突破自己极限的时光。

这样的坚持，给我带来了尊重和赞许。漫长的赛季中，每个周五晚上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老师和家长来看我们的比赛。虽然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只能站在场边，但赛前碰到认识的、不认识的观众，都会拍一拍肩甲给我打气。

当我被换上场的时候，观众席总会有人齐声呼喊我的名字、为我鼓掌。也是那个时候，我从一个连在人群面前话都说不清的还带着些许自卑的人，变成了一个满怀自信的人。

在球队里，我交到了至今都是最好的朋友，他们的家人在异乡待我如亲人一样。两年半在阿肯色的时光我甚至认为定义了之后人生的很多东西，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接触到了橄榄球。

2016年夏天，因为生活和爱情，大学毕业在洛杉矶工作了一年后我选择了回国，定居上海。回国前，我就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开始关注国内的橄榄球联赛AFLC。最后通过朋友的介绍，加入了上海三强之一的上海勇士队。

第二次选择站在球场上的心境和六七年前的少年时期已经大为不同。如果问为什么，应该是觉得在为了生活和工作奋斗之余，还能通过这项运动去争取一种比较纯粹的荣誉感或者说自我认同吧。

球队里大部分队员都比我年长，也各自从事不同的职业。在周中，是大楼里的金融白领、救死扶伤的医生、挥洒汗水的健身教练……到了周末，都褪去那层平时的身份，穿上肩甲和头盔，变身为同一个目标奋力搏斗的勇士，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妙的。 

我本身并不是上海人，在最初回到上海的时候，勇士的队友们是除了一些同事和大学校友外的第一个社交圈，能与志同道合的兄弟们在一支名字里带着“上海”的球队一起打球，没用多少时间我就找到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

穿上从美国带回的老旧不堪的肩甲和头盔，还是选了72号球衣，还和当年一样在线上和其他四个哥们儿干着“脏活儿”。每次开球起身用脑袋和肉体顶住对方防守球员的时候，还和以前一样，想象着身后的四分卫就如同是生活中我要去保护的家人。

每一次奋不顾身，心里都有难以名状的满足感。周末训练比赛完了，总是带着满手臂的划伤和淤青回家然后去上班，有时候还会瘸腿，那时却会觉得自己特别帅。

并非是有意标榜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觉得有了橄榄球这个标签我才更完整。

与多年之前感觉不同的是，如今在球场上多了一份对这项运动的谦卑和敬畏之心。在中国，橄榄球还处于嗷嗷待哺的成长阶段，比起其他球类运动，关注橄榄球的人群基数简直微不足道。

每当有比赛，从双方队员、裁判员、协助举“棒棒糖”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因为对这项运动的热爱而聚在一起，他们都希望橄榄球运动的精神能够影响到更多的国人。

放下比赛的胜负，橄榄球在中国长足的发展更是我们每个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