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整体看，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是良性的、可控的，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危机”。
自此次大审计之后，地方债务危机即将爆发的舆论，冷却了不少，但是，对地方债务的贬低与负面看法，却一直存在。在之后的“去杠杆”行动中，压缩地方政府债务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来，经济在正常运转，借债还债处于良性循环当中，现在突然却要求大规模地“去杠杆”，立即偿债，或者不许再借新债了，这样一来，极有可能破坏了正常的经济运转，破坏了地方或企业的赢利能力，从而也就破坏了地方或企业的偿债能力。也就是说，如果夸大了债务问题的危险，对正常的债务问题过分担忧甚至形成了恐慌，进而强行采取去杠杆、禁止借债的应对措施，这非但无助于解决债务问题，反而会加重甚至恶化债务问题。
如余永定教授强调的那样，正确的去杠杆思路，应该是做大资产，做大分母，资产做大分母做大了，债务分子不变，或者，资产分母的增长比债务增长得快，这时候债务率杠杆率就下降了。反之，如果借口去杠杆而把重点变成了压制资产分母的增长，那么负债即使没有增加，杠杆率或负债率反倒上升了。去杠杆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一个悖论。
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压制地方债务在内的各种去杠杆，实践中导致经济下滑过快；经济下滑过快后，不得不暂停去杠杆，不得不重新降息降准以及允许地方政府继续借债。比如，财政部于2014年10月出台43号文件，对地方债务运转予以压制，但是进入2015年后，迫于经济下行压力，又于5月出台40号文件进行了松绑。
有的地方，本来地铁项目已经开工了，可是，后来以这会增加地方债务为由，给下马了；再后来，需要稳增长，又重新允许工程上马了。如此波动，已经成为这几年的常态。去杠杆、去债务——经济下滑——加杠杆加债务以稳增长，这一循环已经出现多次了。
本来中国经济的特点是高积累高投资，即一方面为了发展经济要借债，一方面在个人消费领域则量入为出不借债。现在，由于在实体经济领域搞去杠杆，大量资金被闲置，导致了另一个后果，这些资金转而投向金融投机领域，近年来持续不断的P2P暴雷就是例证。此外，五花八门的个人消费信贷猛然增加，即个人“加杠杆”。不该去的地方去了，不该加的地方加了。
四、川、渝、黔等省市的发展经验
中西部省份身处内陆，本来区位优势就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的发展水准也远远低于沿海地区，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积累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省份要想撬动自己的发展，要想追赶东部地区，更是需要借助债务的杠杆作用。
身处西南的四川、贵州、重庆，近十几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此间“借钱发展”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重庆、成都我都去参观过，这两个内陆城市的发展可以说是令人震撼的。
2019年春天，我去成都天府新区参观时，当地干部说，2008年的时候，天府新区一代还是一片田野，没想到短短十年间，就换了人间。天府新区的市容市貌，在我看来堪与中国最发达、最漂亮的新城区上海浦东、深圳等相比美。如果靠自有资金，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之大的建设成就呢？
2020年初，中国政府制定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的规划，债务将在这一规划的实现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贵州也是如此。贵州本来是全国最穷的省份，这十几年来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堪称天翻地覆。前两年我去贵州参观时，当地的一位干部说，“过去，贵州实在是太落后了，有人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时，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贵州的，就拿自己的祖籍来搪塞蒙混过去，比如说自己是江苏的，是山东的，是重庆的，是湖南的。现在，贵州经过了快速发展后，我们也不再觉得当个贵州人会抬不起头来了，开始大大方方地对人说：我是贵州人。”

稿源：(趣历史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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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地方政府|杜建国：谈“地方债”色变，大可不必(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