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要获得信誉必须“去中国化”?掌门人这样回答本报记者和佳北京报道1

小编提示您本文标题是：亚投行要获得信誉必须“去中国化”?掌门人这样回答。来源是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采访人员和佳北京报道

1月16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迎来开业两周年的日子。

从亚投行开始筹建的那天起，世界的目光就未曾离开过这个新兴国际多边机构的掌门人--金立群。他是媒体眼中最具“国际范”的中国官员，历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第一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要职。丰富的国际领导和管理经验，使他成为首任行长的不二人选，也是外界对亚投行信心的重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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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立群

从游说各国加入到章程谈判，金立群的身影始终活跃在国际舞台，人们对他提出的“精简、廉洁、绿色”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对腐败零容忍”的宣言始终印象深刻。两年里，亚投行高效地完成了建章立制和组织架构搭建，并短时间内获得了穆迪、惠誉和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如今，这个年轻的机构已扬帆起航、羽翼渐丰，成为国际多边开发体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即将开始第三年的运营，亚投行将有怎样的前行路径?如何将其打造为21世纪先进治理理念的新型国际多边机构?2017年12月27日，在亚投行开业两周年前夕，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人员在北京亚投行总部对金立群进行了独家专访。

“不管谁来，都得按规矩办”

《21世纪》:亚投行是怎么在这么短时间内拿到穆迪、惠誉和标普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的?这很不简单。

金立群:拿下3A信用评级非常不容易，从资本金出资、股东支持到治理结构、管理层的能力、招聘人员的标准、规章制度建设等所有方面，评级公司都要考察，才能保证对这个机构有信心。评级公司不仅到银行内部和高管谈，还和董事会谈。

3A信用评级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是这个国际机构能不能非常稳定地保持它的良好财务状况，是否具有内在财务稳固性。20%的实缴资本金说明以中国为首的各成员对银行大力支持。实缴资本金高是一方面，关键还取决于银行的运作。

我们这个机构真正是按照国际标准来运作的，发达国家都对我们非常肯定。能拿下3A信用评级是对银行的管理，特别是风险管理综合考察的结果。3A评级与博士学位不同，博士学位拿到了就是终身的，但评级不是，如果银行经营不好，3A评级任何时候都可以下调，因此，我们需要不懈地努力。

《21世纪》:如何保证银行按高标准运作?亚投行有哪些创新的做法?

金立群:我们设立了一个局叫CEI (compliance，effectiveness and integrity)，专门负责投资项目的政策合规、项目效益与反腐败事务的部门，这是一个相对独立、对我们项目效益以及合规性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的部门。对CEI来说，合规性主要是指环保、移民搬迁等有没有违反规则。这个部门的特殊性体现在，它是直接向董事会报告的。

设立CEI我们是借鉴了其他机构的经验，比如世界银行有一个独立的调查组，如果项目出现问题就去调查。不同的是，我们这个部门更多的是注重事先防范，比如在项目执行之前如果发现问题，它可以经过行长同意后直接去摸情况，而不是等问题出现才去调查。

另外，银行规定从两个方面防止腐败。一个是项目招标采购过程中不能有腐败行为，这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项目层面。另一个是公司内部在采购(包括必要的设备和咨询服务等)、人员招聘上也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21世纪》:你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过“对腐败零容忍”。为什么如此强调反腐?

金立群:亚投行作为一个由中国主导、中国人担任行长的国际多边机构，保持廉洁意义更加重大。如果中国一个行长在这里面有了腐败，那将是怎样的影响?这是会动摇对这个机构的根本信念的，所以我反复强调。

多年来，我在很多单位、很多部门工作过，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学习别人的管理经验，看看别的机构出现一些什么问题，来更多地防范，将一切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把大大小小有漏洞的地方都堵死。我认为，反腐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定要有一套程序，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制度。

在管理层的决策机制方面，所有重大决策都是执行委员会讨论来决定，我是委员会主持人。会议按照共识原则讨论决策，如果发现问题，我可以干预。项目投资决策也一样，我主持投委会，如果首席风险官说风险太大，这个项目不能做，那就不做。不会发生别人都反对，我一个人说必须做的情况，从来没这样的事。

这条不是为我一个人定的，而是不管谁来，都得按这个规矩办。我对自己有要求，在我的管理下没有人卷入腐败，但是如果我走了，我总要走的，接替我的人能不能坚持操守?所以制度是第一。

《21世纪》:亚投行在人才招聘时最看重什么?

金立群:我们是全球公开招聘，根据能力、操守、业绩、业界的口碑、对银行的忠诚度等来选拔人才。我们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果这个人历史上在道德操守方面有任何瑕疵，是不能要的。

目前我们正式员工有131 人，来自36 个国家，中国人占24%。亚投行总部在中国，中国人多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我们要充分关注两个方面，一个是男女性别的平衡。目前女性在专业人员的比例是32%，高层低一点，我们会尽量提升女性的比例，尤其是局级女性管理人员。另一个是尽量给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代表性少的国家机会，同等条件下，适当向它们倾斜。

“亚投行”不是“中国的银行”

《21世纪》:亚投行是否计划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金立群:我们不会盲目在其他地方设立分支机构，一切以业务需要为准。将来如果有，无非是两个考虑:一个是在个别发达国家有些点，方便开展政策对话，也有利于我们进入资本市场;另一个是在主要借款国家有一些点，便于和他们谈项目规划。但我们绝对不设立庞大机构，决策仍然集中在亚投行总部。如何加强与借款国之间的对话，了解它们的诉求，我还在考虑其他的方式，不一定按老套路来走。

亚投行是一个上升发展的机构，人员、岗位不断增加，新机构一定要考虑战略性问题。现有多边机构承担了很多不断增加的义务，什么都要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亚投行来说，只要是符合银行宗旨和目标的，比如“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公约，我们都会积极去推动，但除此以外的事情不能随便接受。

我们不会承担额外的、非主流的义务，所以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与现有国际多边机构不一样，不能简单和现有机构做比较。和它们相比，我们在人员方面更精简，这得益于股东的支持，不给我们加很多不应该承担的义务。我始终认为，一个机构臃肿了之后，再去减肥是很困难的。所以要靠我们坚持原则，走出一条路子，让大家看到是对的。如果抵制不住，慢慢性质就变了，变成了大杂烩。

《21世纪》:有观点认为，亚投行要获得作为国际机构的信誉，就必须尽可能地“去中国化”，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金立群:需要强调的是，亚投行是以中国为最大股东的国际多边机构，但绝不是“中国的银行”。中国政府通过董事会积极发挥大股东的作用，严格按国际准则来处理与亚投行有关的事务，发挥的是正能量。评级机构曾经询问过董事会有些成员:中国政府是否对这个机构施加影响和压力。大家一致的反应是，都没有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对亚投行施加任何压力。事实上，如果评级公司对亚投行的独立运作产生疑问，就一定会对其稳健运营引起担忧，也就很难给予3A信用评级。

我们欢迎各成员对我们的工作提各种意见、批评、建议，对于股东提出来的好的建议会积极配合和支持，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但不会执行有违我们机构宗旨的强制指令。中国作为大股东，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中国是严格按照当时大家共同商定的原则来办，从来没有对机构强加任何政治目的，对行长，对管理部门独立运作、按高标准办事全力支持，从来不给我们强制塞一个人，或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

我始终感到，让亚投行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机构，而且比现有的机构做得好，是中国最大的成功。这个机构做好了，将来中国再提出各种倡议，才会有热烈响应，因为你“言必行，行必果”。如果被人认为中国控制了这个机构，与倡导建立亚投行的初衷就相违背了。

《21世纪》:你如何看待中国和亚投行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金立群:我认为，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可以也应当在某些方面起主导、引领和担当的作用，引导这个世界在更好的道路上往前走。

比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推动各国来搞经济建设、互联互通，不只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有政策上的协调;推动全球化，让全球化更好地服务于没有获得成果分享的群体;倡议成立亚投行，使这个平台更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贡献和声音，推动现有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让它更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这些都是中国在做的事情。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是为大家谋福利的，只有把地区、全球利益放在考量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就拥有了真正话语权。

《21世纪》:美国和日本现在对亚投行的态度如何?

金立群:美国现在无论是朝野还是智库、媒体，对亚投行都是非常肯定的，评价很正面。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美、日对亚投行的负面报道了，不是说以后也不会出现，但至少他们承认我们这个机构是按高标准运作的。在环境保护、移民方面，我们和世界银行都是同样的标准。

现在日本国内不少人提出来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日本方面是在观察的，日本企业界表现了很大的意愿和亚投行合作。美国国会代表团、日本金融机构都来过总部，问了很多相关的问题。

我们愿意与所有世界上优秀的企业合作，招收全球的优秀人才，和他们国家是否加入亚投行没有直接关系。在金融方面，我们与美国一些企业已经有合作。我们国际招标也是没有国别限制的，不是成员也可以参加招标，这是我们优于其他现有机构的一点。这都为亚投行与美日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将投资更多域外项目

《21世纪》:从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资本金来看，前两年的投资是否显得有些保守?

金立群:我们强调质量优先，不盲目追求高速扩张和数量。盲目扩张，就有风险。就像开车，你可以开得快，但是要能停得住，不出事故。我一直强调，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不放哑炮，保证项目高质量。我们讲的高质量是综合的，兼顾各个方面，不仅仅是项目的盈利，还包括项目执行得好、运营得好，环保并且惠及项目区的人民。

两年来我们投了42亿美元，撬动资本200多亿美元，刚开张就可以开始做项目，这在其他国际多边机构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在筹备期间就开始准备项目，这也得益于与其他机构的融资合作。随着人员招聘进度加快、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我们的贷款业务会不断扩大，但要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上。我们在准备项目效益评价制度。怎样评价?有很多指标。我们的业绩不仅仅体现在财务报表上，还要看对发展的影响力，对这些国家、区域经济的推动等。

《21世纪》:为什么成立近两年，亚投行才有第一笔对华投资?选择“北京煤改气”项目有怎样的深意?

金立群:中国政府在银行成立时表示，中方倡建亚投行的首要目的和优先重点不是支持中国的国内项目。作为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国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资格获得亚投行的贷款项目支持，作出这一决定主要考虑到本地区基础设施发展需求更加迫切的国家较多。在中国开展项目投资，主要还是用于和边境有关国家的“互联互通”，所以中国与蒙古、缅甸、越南、老挝、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来可能会考虑。还有就是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项目。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治理雾霾，我们批准的第一个中国项目是北京燃气集团的煤改气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亚投行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国际多边机构，既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也要支持。中国是巴黎气候协定的坚定支持者，中国在过去40年发展过程中总结了很多发展经验，也更加认识到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气候变化是没有国界的，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对整个世界有好处，治理雾霾对于我们和周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亚投行将来支持的重点之一，在非洲也好，拉美也好，都可以支持，因为它具有全球意义。

我还强调，为什么给中国做这个项目?主要不是因为北京市需要我们的钱，而是和亚投行合作能起到一个示范的效应，能让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地看到。北京项目的反响是非常好的，成员也都支持，我提出的这个理念是大家能接受的。将来国际社会如果发起一些对全球能产生借鉴意义的项目，我们也会支持，我们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

《21世纪》: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如何平衡各成员间的利益诉求?

金立群:投项目要考虑“平衡”，照顾各个方面，尤其是一些被忽视的国家。为什么中国要出5000万(美元)建一个项目准备特别基金?就是要帮助一些能力还比较弱小的国家。国际多边机构本身就是要帮助低收入国家，因为它们不可能以同样的条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融到资金。我们是准商业运行，条件比商业银行优惠，我们不追求盈利极大化，但必须实现财务可持续性。

我们没有分一类国家和二类国家，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一类国家是捐款国家、二类国家是借款国家。在亚投行，所有成员的项目都可以开发，但是发达国家一般不会借款。

《21世纪》:2018年，亚投行的工作重点将是什么?

金立群:2018年我们会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落实、检查执行力度。其次，进一步招聘人员，特别是加强一线开发项目的工作人员的招聘。开发的重点会放在我们独立做的项目上，域内域外要兼顾，并且要开始建立项目效益的评价体系。

我们正在研究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更好地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吸引民间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长、回报相对较低，希望能短期内获得高回报的投资者兴趣不会很大。但是好的基础设施项目又有吸引力，特别是长期投资的项目，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来说，是希望有一块稳定的资金来源的，基础设施投资会给它们带来一些商业机会。我们要帮助它们克服担忧和疑虑，加大它们的投资意愿和力度。它们一般不会直接参与投资，一条收费公路、铁路，一个港口建成后，它们可以去参股，将来参与项目的机会是有的。

第二，下一步要更好地研究如何处理好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域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怎么能够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是以亚洲为重点，但亚洲不能独善其身，亚洲的持续发展依赖于跟其他地区的经贸往来。如果我们在南美建码头、港口、铁路、公路，有利于降低南美和亚洲的合作成本，使通商更便利。2018年还会考虑做更多的域外项目，现在就埃及一个。这么多国家加入，我们是要有响应的，不能打击它们的积极性，不能说只考虑亚洲项目，域外国家加入时是有预期的。

(本报采访人员于晓娜、赵海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