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土贵的四亩梯田位于两三公里外的山上，春种施肥，四亩地只是挑肥就要来回50多趟，从家到地里，来回一趟要一个半小时，最远的两个小时，仅是挑肥这一道工序，从早忙到晚也要用一周时间 。秋收时节，又要沿着羊肠小道来回背粮，小道两旁一米多高的野草沾满露水，没有一个人的衣角是干着的 。
山上种的是小米和玉米，地沿儿上种满了花椒树，一年下来，刘土贵全家四口能从地里刨出四五千元左右的收入，“如果不外出打工，仅能维持温饱 。”
为了脱贫致富，后池村村民尝试过各种努力 。养猪、养牛、养羊，村支书先养，带动五六户村民，但因为没有路，最终都失败了 。
2000年，听说隔壁刘家村种花椒树挣了钱，后池村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村民，用了4个多小时翻越了两座山，背回来2万棵花椒树苗 。
“花椒树有刺，爬山路又陡，刺扎进肉里了，大家也不舍得把树苗扔在地上，因为穷怕了，担心苗子种不活，都指望着种花椒能致富 。”后池村小学老校长刘榜年说，当年他也跟村民一起去背花椒树苗 。
作为太行山区的特产，花椒确实给村民带来了指望 。可还是因为路的问题，山上的花椒成熟后，要么来不及采摘，要么摘下来运不出去，偶尔有小贩进山来收货，价格也是小贩说了算，很难卖出个好价钱 。
刘留根介绍，后池村总共365户，大约1200多人，虽然在2002年左右脱贫，但靠的是青壮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去周边的煤窑、铁矿厂下力，村里剩下不到500人，都是妇孺老弱 。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到入冬，后池村的留守老人就蹲在山坡上晒太阳 。“夏天蹲树阴，冬天溜墙根，年轻人都出去了，留在村里的老人看不到希望 。”
“后池村太渴望有条路了 。”刘留根说 。
“我们要把路留给下一代”
年轻人往外跑，老弱病残种不了山上的田，撂荒的土地越来越多 。有一段时间，刘留根常常一大早爬到山顶，瞅着大片撂荒的梯田发愁，“山上光秃秃的，看着没奔头 。”后池村拥有6500亩荒坡和3500亩梯田，到了2015年，荒坡已经全部荒废，大约2000亩梯田撂荒，田沿儿的石堰渐渐垮塌 。
“多少代人用了几百年建好的梯田，不能到了我们这一辈就垮了 。都说靠山吃山，怎么才能把大山变成宝呢？”村里人时常感叹 。
看电视，看报纸，哪个村脱贫了，哪个村成了致富典型，刘留根总是特别留意，想从中取经 。2015年4月，省里组织各地村支书外出考察学习，刘留根到邢台前南峪村的当天，就被当地山村的情形“震住了” 。“水泥路直接进山，山上、沟里，犄角旮旯种满了板栗和苹果，风光也好，收益还是种地的好几倍 。”
考察结束一回村，饱受刺激的刘留根就带着拍的照片召集村两委、党员、村民代表开大会，“人家是山区，咱也是山区，人家能发展好，咱就弄不好？那咱是不是太没本事了？”
意见很快达成一致，“要想富，先修路 。不管以后发展啥，起码先把往山上梯田的路修了 。不能再等了，行不行的都得试试 。”
刘留根带人上山测量了几次，大约要修六公里的路 。他找人打听过，修一条十公里长、三米半宽的路，光土石方工程就要100万元，可当时村集体的账上只有4000块钱的公益林补贴，九牛一毛，“山上不缺石头，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 。”
自己修路，刘留根心里没底，“现在是经济社会，出义务工过时了，外出打工一天能挣个一两百，咱们是自愿修路，不但没有工钱，还要自带干粮 。”
更让他没底的是，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留在村里能上山修路的，都是大约60岁往上的老人 。
他召集村里的骨干商议，达成共识，“没钱修路自己修，没人带头党员先上 。”老党员刘土贵、刘虎全、刘社会三人一拍即合，作为修路的发起人，带头上山 。
64岁的刘社会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听说村里要修路，专门辞掉了县里工程队绿化的工作 。刘土贵40多年前当了5年铁道兵，修建过襄渝铁路、襄樊铁路，是铺路架桥的好手，尽管体重只有120斤，还能扛起百十斤的石头 。“我就算把房子卖了，也要修路 。路修好了，世世代代都能用，像祖辈把梯田留给我们一样，我们要把路留给下一代 。”

稿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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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京报|太行山“愚公”凿石三个月修出脱贫路 河北涉县后池村留守老人自发修路，打通6000多米通往梯田的石头路；后池村已成百果园(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