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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 , 在金鹰奖落户湖南之前 , 这一奖项作为与飞天奖交替举办的中国电视剧双奖 , 曾具有颇高的权威性;当时的环境下 , 媒体也尚未失语 , 敢于质疑黑幕、寻求公平 。
而近年的金鹰奖 , 不仅让越来越多演技争议更大的流量艺人拿下人气奖 , 甚至沾指专业奖 , 公信力下滑似乎也并不冤枉 。 上届迪丽热巴拿奖被广泛质疑 , 今年尽管讨论度不高 , 在知乎上 , 仍有不少观点认为王一博拿奖有失公允 。
提高公信力 , 为什么这么难?
金鹰奖落地湖南广电之初 , 主办方曾有宏伟愿景 。 时任湖南广电局局长的魏文彬提出 , 办好金鹰将的终极目标是“办成类似奥斯卡、戛纳电影节奖这样的国际艺术大奖 。 ”
如今看来 , 距离这一目标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接近 。
一方面 , 金鹰奖缭乱的奖项概念无法清晰准确地向观众传递其态度 。 长期以来 , “专业奖”和“人气奖”所对应的奖项名称数次更换 , 这种复杂紊乱给流量艺人的“乱入”以空间 , 也令奖项变得暧昧模糊 。
相比之下 , 同为国内三大电视剧奖项的白玉兰奖和飞天奖则在奖项设置上清晰得多 。 白玉兰演员类奖项分为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 , 均为专业奖;2011年起 , 白玉兰奖增设“观众网络票选最具实力男、女演员” , 实质为人气奖 , 首届获奖女演员为杨幂 。
由广电总局主办的飞天奖在1998年取消男女配角奖后 , 演员奖只设置优秀男演员和优秀女演员奖项 , 也正因为其演员奖项名额稀少 , 飞天奖的权威性和奖项含金量被更多观众所认可 。
另一方面 , 金鹰节所流淌着的湖南广电系血液 , 令其具有更高的娱乐属性 。 2000年前后正是湖南卫视强调“娱乐立台”的重要时期 , 2003年 , 湖南广电拟定的第四届金鹰节《媒体宣传规划》中这样写道:“本届金鹰节将继续体现‘观众成就明星、明星呼唤观众——观众与明星互动’的特性 。
这种强调明星而非演员、与观众互动而非专业评审把控的评奖调性 , 与国家级电视奖项本应具有的严肃性必然存在某种互斥 。
娱乐感并非是一种绝对的弊病 。 早在2000年 , 《北京晚报》曾评价湖南广电与金鹰奖的结合为“华丽的尝试”:“相对于当前内地绝大多数的电视台来说 , 湖南电视人应该是利用明星效应最得心应手 , 运作综艺节目最别出心裁的了 。 由湖南主办的此次金鹰艺术节也将使他们的这两个强项得到充分地发挥 。 ”
擅长利用明星效应、拥抱年轻群体也是某种双刃剑:一方面调动了观众的互动积极性 , 也给予新生代演员更多机会 。 另一方面 , 对新生代明星敞开大门的同时如果不对专业性保留基本的要求 , 则会引发口碑反噬 。
金鹰奖落户长沙第一年 , 就大玩热线电话票选人气奖、获奖者赢奥迪汽车的狂欢游戏 。
当时作为金鹰奖颁奖礼主持的何炅曾向媒体这样解释周迅、陆毅所获人气奖项的意义:“设这个奖纯粹是为了吸引演员的参与和大众的关注 , 它只是一种手段 , 没有考虑专业演技 。 仅仅是一个好玩的奖嘛 , 就像元旦晚会上的助兴节目 , 纯娱乐 。 ”
向年轻艺人施以鼓励的分寸也值得再商榷——今年金鹰节开幕式上 , 凭借《老酒馆》获提名的老戏骨陈宝国的一番话就让观众听出了弦外之音 。 他说对自己拿奖没什么信心 , “我感觉不太好 , 金鹰奖一直很年轻 , 我可以预测 , 今年肯定还是年轻人得 。 ”
随着金鹰奖和金鹰节的不断沿革 , 水晶杯人气奖、金鹰女神、流量粉丝打投等现象不断出现 , 带来热闹的同时也必然伤害着专业奖项评选的严肃性 。
在与时俱进的同时 , 与年轻受众的步调保持恰当的距离 , 这一点上金鹰奖依然可以参考白玉兰奖的做法 。
白玉兰奖在2019年顺应了IP改编剧浪潮 , 将最佳编剧奖项分为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改编剧本两个奖项 。
第26届白玉兰奖评委、编剧李潇曾对毒眸表示:“把原创编剧和改编编剧奖项分开其实更公平一些 , 改编和原创放在一起评 , 有时候大家会给原创加一点点分 , 这对改编编剧不公平 。 ”该届白玉兰颁奖礼上 , 王倦凭借《庆余年》获得最佳改编剧本编剧 , 年轻观众对这一奖项的归属认同度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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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水漫金鹰”两年后,金鹰奖让观众满意了吗?( 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