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被通报批评的还有山东聊城。与大同类似，聊城在2009年启动了古城复建工程，并在2014年正式完成，耗资38亿元。在《聊城市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中，设想是“只拆除影响整体历史风貌的建筑，保留传统的街巷和建筑，只进行有必要的修整”。但实际上，聊城的古城复建并未采取这一方案，而是想一次性恢复昔日繁华，古城内的古建筑、古街巷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仿古建筑。
“古城‘拆真造假’，反映了一些地方决策者缺乏文物和遗产保护的理念，不明白何为历史价值。”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认为，保护就是发展，保护文物就是继承历史、继承文化，决策者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理念的培养还亟待加强，滥拆滥造的路子走不得。
错误的政绩观，同样是破坏现象背后的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地方对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存不上心，疏于保护甚至随意拆除，为建设让路，但同时又不惜巨资打造‘古镇’‘古城’。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表明一些地方存在政绩观不端正、追求短期效益等错误倾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委员宋晓龙表示。
国务院已将135座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30多年里也进行了多次修订
无论是此次被通报的巨型关公像所在地荆州，还是去年被通报的大同、聊城等五地，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保护那些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1982年2月，“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提出。截至目前，国务院已将135座城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代表的古城里，往往分布着大量历史保护建筑和历史文物。如何保护、开发、改造这些“无价之宝”？
古城保护有据可依。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实施，成为我国文保领域的第一部法律，并在30多年里进行了多次修订。以此为基本依据，一系列文物保护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先后出台，为文物保护发展提供了法治保障。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从事建设活动，应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不得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得对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构成破坏性影响。
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伍江看来，国家对历史文化保护越来越重视，古城保护工作面临有史以来最好的形势，“但仍存在大拆大建的情况，许多人只看到古城保护的经济效应，忽略保护本身的内涵。”
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和纠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公职人员失职失责、滥用权力搞权钱交易、借职务之便监守自盗、包庇纵容文物犯罪、或为文物犯罪团伙充当“保护伞”等问题
“一些地方不顾历史遗存搞集中连片开发，还有些地方过度商业化开发，致使古城格局、历史文脉等遭到破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住建部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以上这些问题，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传承体系建设系统性不强、整体性不够的原因，也有监督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法治刚性不足等原因。
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一旦破坏很难挽回。因此，无论是保护还是开发，都需慎之又慎。若是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对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毫无敬畏，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失责失管，必须严肃查处和问责。
对此，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紧盯滥建地标、乱拆乱建等突出问题，监督落实文物保护职责，督促问题整改到位，以强有力的监督为文化遗产传承保驾护航。
福建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是否严格落实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是否认真研究部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及时分析解决重大问题，是否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开展监督，压紧压实保护责任。
福州市纪委监委出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项监督检查方案，派出6个监督组，深入各县(市)区、高新区一线“把脉问诊”。监督组逐一核查县区自查情况，重点监督检查古城改造等城乡建设项目决策前是否已经开展文化、历史建筑普查，决策时是否同步决定开展老建筑甄别与保护等工作落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

稿源：(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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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短期|中纪委批巨型关公像等古城乱象：政绩观不端正、追求短期效益(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