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福利国家制度为何率先在德意志帝国创立？容克贵族统治与工人运动贵族|创立|福利|国家制度

1871年在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的率领下，普鲁士统一了德意志地区。很快，统一后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就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迅速崛起，逐步完成了从“商农并举”的容克农庄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结构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全面工业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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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德意志帝国工业迅速发展的时候，德意志人做出了一个对世界文明具有卓越贡献的举措，那就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创立。那么当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为何是德国率先做出福利国家制度的举措，这套福利体系又是如何一步步创立起来的？这还需要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前身，普鲁士王国开始说起。
※ 旧有底层民众生存保障机制的失灵 ※
耶拿战役失败后不久，普鲁士王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斯坦因-哈登堡改革，促使整个德意志地区开始迈向市场经济社会。到了1834年，关税同盟成立，整个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骤然加快，这一方面促使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提升，另一方面也彻底打破了传统农庄社会关系。此时的资本主义还处于自由贸易阶段，企业主对收入的分配和财产的管理是不受国家层面干预的“自由放任阶段”。这就导致企业主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了决定性影响，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大量的打工者涌向城市，成为仅仅依靠工资生存的无产者，这就破坏了人们过去的等级地位制度，同时也冲击了原先的农庄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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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随着新机械的使用和对安全装置的忽视，许多工人都出现了因技术操作失误造成的工伤事故，并且很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另外，工商业经济对供求关系、局势动荡都是非常敏感的，很容易出现剧烈波动，这就使得工人们随时都有失业的风险。另外大规模人口流动，也抬高了无产者们在城市的住房和生活成本，这些问题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中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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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容克农庄的宗法制度中，有一个“父长制”的等级制度，它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农民对容克贵族的服从义务，另一方面也要求财主贵族们具有担负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义务。除此之外，欧洲的乡村社会具有宗教色彩深厚，许多地方都有教会存在。这些教会在教众存在困难的时候，也会利用筹集来的财产（天主教会是“十一税”，新教主要是互助社团）帮助他们，所以也能为丧失安全保障、生活能力的人提供一种救助措施。这两种互助模式是西方文化中的传统乡间保障机制，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都失灵了。
※ 哪些人在推动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 ※
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结构，工业化城市是一个陌生人聚集的社会。以往乡村中，即便是两个身份、财产差别极大的人，也很有可能是亲戚熟人，大家总要维持一种温情面纱。但在工业化的集中地，资产拥有着具有强烈的趋利性和拜金主义倾向，只会使无产者民众感到自身的贫穷，严重缺乏尊严认同感、生活安全感。在此背景之下，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1869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社民党的出现标志着有自主反抗意识的工人群众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这逐渐开始危及德意志帝国上层统治精英的利益，撼动了现有统治秩序，迫使其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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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之时，首先做出反应的就是改革派官僚和学者群体。为了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改革派官僚希望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承担起某种福利上的社会义务，缓和阶级矛盾。至于学者群体，他们本就和官僚阶层存在天然联系（普鲁士教育改革秉承“学而优则仕”原则，许多学者的同学和学生都是官僚），自诩是整个国家的引领者和不同阶层之间的调解人，因此主张部分的调整现有社会经济结构。另外在资本家阶层中，也存在大量热衷于创立福利的力量。这是因为一方面频繁的罢工运动会影响资本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创立福利有利于吸引更优质的劳动力汇集到自己企业里面来，从而打压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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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家群体中，资产越雄厚，越热衷于建立企业福利制度，以确保自身在商业竞争中的领先地位，这是资产趋利性的表现。不过也有对资产表现出明显憎恶的势力，同样热衷于福利制度的创立，那就是神职人员。这些教会势力惧怕社会结构的裂变，不仅对工人运动，对新兴资本主义同样厌恶。工业技术、工业化城市生活都受到了宗教保守力量的反感和抵制，他们对“拜金主义”中出现的种种道德沦丧情形痛心疾首。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进程不仅造成了社会两极化，也加快了社会非教会化和去宗教化的进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祈祷的诱惑力大幅下降。因此通过倡导和推行一系列反贫困措施，就成为教会在社会上重新建立宗教信仰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