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尧佐|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苏澈的千古盛名?

嘉佑六年(1057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愤然写道:“我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只以饮酒作乐为生;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商量治国安邦大计。”国人崇拜雄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些开疆裂土的强人,是国人心目中最好的皇帝。提起这些人,很多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那是自己的带头大哥,为自己谋得了千般富贵、万世太平。于是,我们记得几乎所有的“太祖”“太宗”,连李世民诛杀手足也被赞为千秋“大义”。
张尧佐|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苏澈的千古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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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繁荣,是老百姓兜里有钱;真正的强大,是知识分子有话就说。穿越两千年风烟,想找出一个比仁宗朝更好的时代,恐怕相当不易。被历史选择性埋没的宋仁宗,因何成就了两千年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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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祯(1010-1063),宋仁宗,北宋第四位皇帝这基本上是道听途说的虚妄之言。如此“恶毒攻击”一个九五至尊,简直“大逆不道”。考官们自然共同撇嘴。这时,仁宗却发话了:“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欣喜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包拯联合其他谏官,合力弹劾三司使张尧佐,指责他平庸无能,言辞十分激烈,并要求罢免他。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依着张贵妃的恩宠任此要职,包拯这么一闹,仁宗感到很难办。见拗不过包拯等人,仁宗想退一步再说,答应免除张尧佐的现任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众谏官的态度更加激烈,包拯更是词壮声高,连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仁宗也有些动气:“你们这是在声讨张尧佐吗?节度使是个粗官,值得这样争吵吗?”包拯旁边的谏官唐介立马接着说:“太祖、太宗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节度使恐怕不能算粗官。”仁宗气得干瞪眼,外放的事只得作罢。没有仁宗的泱泱大度,又何来包拯的千古盛名?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说不定因为感激,他会做得很好。”就授其为司户参军。赵匡胤黄袍加身后,告诫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连坐支属”,奠定了大宋朝厚待知识分子、宽恕异己人士的基础。仁宗一朝,将这一理念推行到令人称羡的高度。宋夏战争之初,西夏联辽攻宋,但满腹小算盘的辽国把军队开到宋辽边境,意欲先敲诈一笔。与此同时,半自治的广西壮族人民不堪交趾国的压迫,希望归顺宋朝以图大宋的庇护。这本是好事,但此时答应,无异于宣布同交趾为敌。若换成国人所膜拜的秦皇汉武,那肯定就是西夏、辽、交趾三线开战,先打他娘再说。宋仁宗不敢冒险。他第一时间派富弼去和大辽谈判,自愿被敲诈。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辽被争取到自己这边,辽主甚至御驾亲征帮助宋朝攻打西夏。西南这边,暂且放弃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撑不下去,投降了交趾,并帮助交趾攻宋,这就是所谓的侬智高起义。不过他起义时,宋夏正好打完,仁宗让西军将领狄青去平侬智高,很快顺利解决。三个威胁全部解除。“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这是宋仁宗常说的话。“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想法,实属可贵。某日深夜,仁宗在宫中听到丝竹之声,问何处在作乐?宫人说:这是民间那些酒楼在玩耍。仁宗哦了一声不再过问,宫人却忍不住接着道:庶民都如此快活,咱这皇宫却如此冷落,这哪成啊!这时,宋仁宗说出一句如此牛逼的话:正因为咱这里冷落,他们才有了这种快活;我要是想那么快活,冷落的就是他们了!民间有俗语,爷们汉唐娘们宋,意即大宋阉割了民族的血性。时至今日,仍有相当多的国家主义者在歌颂开疆拓土、虽远必诛的秦皇汉武,仍有相当多的民族主义者在赞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朱元璋,然而,如果所谓的血性,就是让更多老百姓成为无谓的炮灰,究竟有多少人会力挺这种血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