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口述︱王建新：再谈1991年兖州会议以及新考古学会议|口述|考古学|王建新|苏秉

2020年4月10日，不少考古学人都在微信朋友圈中转载《兖州会议1991：中国考古学思想解放的号角》这篇文章。文章的作者裴安平先生详细回顾了关于筹备兖州会议的种种细节，同时还公布了围绕会议的大量信函。从题目观之，裴安平先生对兖州会议给予了极高的历史定位——中国考古学思想解放的号角；但是仔细阅读文章，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兖州会议有着很多的唏嘘以及不甘：办会过程的一波三折、参会人员的顾虑重重、各种力量的掣襟肘见，甚至一度上升到学派、阵营之间的相互对立，所有的一切都与办会者的初衷渐行渐远。他曾经对会议寄予了无比的期许，但会议的进程以及最终的走向，却并不如他期许的那般美好。兖州会议距今已近30年了，重返那个历史的现场已无可能；但是与经历现场的学者对话，成为了今天我们理解历史的一种重要途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兖州会议所处的年代，是思想激荡的岁月，每一位侧身其间的考古人，都有着值得后辈敬佩的学科责任心和历史担当。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一代人终将老去，一代人还在征程，作为历史的守望者，我们衷心的希望风烟散尽之后，一切恩怨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本身，让今天的我们不再为过去所牵绊，轻装上阵，砥砺前行。当年兖州会议与会者之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首席考古学家王建新教授讲述了他所经历的兖州会议，以及1980-199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界的情况。以下为口述正文。王建新教授

文章插图
兖州会议的时代背景咱们先从兖州会议讲起。裴安平那篇文章把兖州会议的整个过程做了一个描述，基本上是这么回事，但可能有些细节和角度不同，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把我所了解的过程说一说。在重谈兖州会议之前，我们需要认真地梳理一下会议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代后期新考古学的一些东西介绍进来了。当时，俞伟超先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编译了一本《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应该说那是第一本介绍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书。它包括了二战以后考古学界各派、各种代表人物，当然可能还是以新考古学代表人物多一点。这里还有一个背景需要考虑。在上世纪50-70年代，针对传统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批判，特别是对类型学的批判，把类型学或分类学称为“资产阶级繁琐哲学”，“反右”的时候就有批判类型学为繁琐哲学的文章，这里包括对陈梦家和苏秉琦的批判等等。第三个背景是，在当代大学的教学当中，教育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问题，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有这样一个背景。举个例子，在西北大学，我们从1978年入学到1982年毕业这四年上学过程当中，我觉得讲到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但是没有系统的讲。所以在八十年代初，有几个人写的文章你们要注意到，首先是苏秉琦和殷玮璋先生的文章《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接下来，俞伟超、张忠培、邹衡、严文明等几位先生先后写了文章，都是讲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整个考古界存在着一个“补课”的过程，尽管说在1980年代以前有考古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包括“文革”期间中一大批工农兵学员，西北大学、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都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在教育当中就缺乏。因为时代原因，大家都共同需要补课。当时有个话叫“拨乱反正”，把搞错的重新恢复。也就是说，对传统考古学的东西要补课！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背景，包括八十年代开始办领队培训班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因为参加领队培训的学员很多都不是初学者和大学生，都是工作了很多年，已经在当领队的人了，这些人也需要补课，所以才办了领队培训班。在当时，中国考古学还有几个事儿搅在一起。夏鼐先生去世以后，苏秉琦先生当考古学会理事长了。苏秉琦先生在北大搞教育时间长，培养的人多。从学生这一辈来说，苏先生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夏先生，这是个过程。在八十年代后期，苏秉琦先生曾经组织了很多区域的考古学研讨会，我也参加过1986年在兰州召开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考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以大地湾作为一个点，辐射陕甘宁甚至包括青海这样一个西北地区，当时并不包括新疆。实际上，苏公主持考古学会过程中有若干次，会议的召开是具有针对性的，开一次会解决一个区域的问题，大家在一起讨论，即使是到了一个点上也是为了解决考古学区系类型问题。所以从现在看来，补课和国外理论方法的传入有冲突的。这个可以从《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对新考古学的评价看得非常清楚。这个评价代表了对新考古学的认识，这与张忠培先生的认识是一致的。什么认识呢？就是外国的这一套东西来了，会影响中国正在补课完善的东西，会把人的思想搞乱。这个评价把新考古学说的一无是处。而俞先生对新考古学上却是这样一个态度：他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国外的东西，需要借鉴和思考。我们需要考虑这些新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帮助，我想大家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没有人想把新考古学的东西全盘照搬，所以中国不存在“新考古学派”，只是对新考古学的态度不同，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存在不同的态度。兖州会议的经过交代清楚背景和影响会议的因素以后，反过头来说这个会议。首先兖州会议是由裴安平先生发起的。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一开始采取了写信的方式，他给若干人写信。大家讨论，都同意这个事，我觉得一开始大概有二十来个人左右。开会目的是中青年学者在一起搞一个沙龙性质的座谈研讨，畅所欲言，主题不针对任何人。当时有几个会议地点可以选择，北京、西安、长沙等。后来决定在兖州召开会议是因为李季、王军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原来民间自发的会议，最后演变成了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一个会了。这个会在兖州开的时候，裴安平已经讲了，这个名单是有变化的。当时陕西是我和姜捷两个人。大多数都是考古界的人，李水城、信立祥去了，赵辉好像也去了，裴安平、李科威、栾丰实、车广锦、贺云翱等等，贺云翱当时在办《东南文化》，还有安徽大学的陆勤毅。有一个人很特殊，待会儿还要说到，镇江博物馆的馆长刘建国。刘建国比我们年纪大一点，我们当时三四十岁，他有五十岁左右，我感觉他可能不是考古界的，学没学过考古我不清楚。吉林大学出身参与会议的我记得至少是八个人，许伟、陈雍、张文军、高蒙河、许永杰、乔梁、方燕明，李季和王军提前走了，没再参与会议。张忠培先生参加了会议，山东还有两位先生，一位是张学海，一位是郑笑梅，还有当时国家文物局的副局长黄景略，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会议的过程裴安平他讲得比较准确。会议的气氛，跟原来的想法不一样，原来说是沙龙性质，平等地交流讨论，畅所欲言，这是关键！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无所谓，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第一天开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讲的问题都不一样，不是集中于某个问题讨论。然后就是张先生不断插话，不断打断，不断反复提问，会议的氛围就是这样的。可是，第一天吉大系学生没有一个人发言，我们感觉到气氛不好，没有原来想象的平等的讨论气氛。张爱冰的发言内容，就是后来他和俞先生合写发表的《考古学新理解论纲》，李水城讲的是在葫芦河流域的调查等等。我觉得大家的发言，第一个没有针对性，绝对不存在围攻张先生的事，也没有那种主导思想。后来张先生在文章中说“有人组织一帮年轻人在兖州围攻我”，这个事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件事情，就是刚才提到的刘建国说的话有点出格，说什么话呢？我印象很清楚，他针对的是张忠培、郑笑梅等老一辈学者，没有讲太多理论方法的问题，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原话说：“忠培先生，笑梅女士，你们思考中国考古学问题已经太久了，你们该休息一下了，该由我们来思考了。”这是他的原话。听他这样讲，我感到很突然，大家也觉得他怎么能这样讲呢？刘建国说完那番话，我记得很清楚，张先生、郑笑梅在现场说：“原来这就是新考古学呀！”刘建国怎么能跟新考古学有关系呢？严格来说，他不是考古圈的人，谁也没有附和他什么。江苏的车广锦也发言了，他没有针对个人，只是针对现象。他说：“井底之蛙戴上了无线电，抬头看看，还是那么一片天。”这就是说当时国外新的技术开始引用了，有了一些现代的技术装备，也了解了一些东西，但思维方式和视野并没有变。这就是他说的最激烈的一段话，不过是做了一个比喻，并不是针对谁的，更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最后一天，吉大出身的几个年轻人中推举了陈雍讲话，他讲的是后来发表的关于仰韶半坡鱼纹的研究——《半坡文化彩陶鱼纹的分类系统》。鱼纹的演变最后能跟不同族群，叫氏族也好，叫家族也好，鱼纹的演变和它们相关。他当时讲的是这篇文章，我想他讲这篇文章有一个目的，就是说类型学可以研究人群。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推举他来讲的原因。陈雍讲完以后，张爱冰讲：“你这个方法不像是类型学，而像是结构主义的！”陈雍当场也承认了自己确实看过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 Strauss）的书，确实受斯特劳斯思想的影响。他承认了，等于让张爱冰把这个底儿给“捅漏”了。这个会完了以后，张先生对两个人(裴安平和车广锦）的意见越来越大，与俞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相继发了几篇文章来说这个事，甚至发展到张光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文章来调解。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俞先生对会议这个事情没有发过任何文章。今天之所以再次谈到兖州会议，主要是想在裴安平先生的基础上，澄清一些事：第一，不存在谁预谋围攻张先生的事，事实上也没有。第二，除了刘建国那个人讲的那番话以外，会议上的诸位谁也没有响应他，而且他也不是圈内人，所以不存在围攻这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