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邙山古墓太多了，民国时候有的村子集体盗墓九朝古都洛阳由于其优越的自

九朝古都洛阳由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因而自古就有“尘在苏杭，死葬北邙” ， “北邙山上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 ” ， “没有卧牛之地”的说法。
但是，众多的古代墓葬（帝，王侯，将，相，名士）也引起了大量盗墓者的觊觎。尤其是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地方政府管理不善，甚至设“古玩特税局”大肆敛财，加之民生困顿，诸多因素致使洛阳的周秦汉唐墓葬遭到了大量的盗掘，以至于洛阳的古代墓葬有“十墓九空”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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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盗墓工具洛阳铲也在这时出现（李鸭子看包子铺老板用一种工具，往下打洞能带上来土，于是就做了一把）。而对于民国时期洛阳的盗墓情况，吴圭洁《洛阳古玩行史话》，有所涉及，赵振华《洛阳盗墓史略》也部分论及近代洛阳的盗墓风气。
董延寿则对1928年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盗掘金村东周大墓的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而郭玉堂的《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是一部记载近代洛阳出土石刻情况为主的资料汇编，涉及到这一时期出土的大量北朝隋唐时代的碑刻和墓志，对于洛阳古代石刻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该书的记载可以看到：除了极少数墓葬为雨水冲刷塌陷等偶然因素被发现之外，绝大多数墓葬都是被人为盗掘的，这些仅仅是有墓志的古墓，因为绝大多数古墓是没有墓志的，因此可见民国时期洛阳古墓盗掘情况的严重。而当时被盗掘的墓葬大多集中在洛阳老城以及偃师县城北的邙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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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土层深厚，地势高亢，枕山面水，自古就是丧葬的佳城所在，因而这里历代墓葬非常集中。从《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看民国时期洛阳的盗墓风气。而古代洛阳丧葬的另外两处重要区域——洛阳城南的龙门山与万安山此时盗掘情况并不严重。
书中记载了许多有名有姓的盗墓者，如安驾沟村人刘宗汉，多次挖掘古墓，仅民国八年夏，他就在自家地中挖掘了北魏元纂、元熙、元睥墓。被他盗掘的古墓还包括北魏的元诱墓、元谭墓、元廒墓、元弼墓、元袭墓以及唐代的杜才墓等。
再如盗掘北魏成嫔墓的南石山村人高升子，盗掘北魏吴光墓的高长茂。民国九年，南陈庄村人张九卿盗掘了本村南的北魏元钻远墓。民国十四年三月，拦驾沟村与马沟村之间的北周寇炽墓发掘者为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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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九年，西山头村唐刘敦行墓是被地主李希哲盗掘的。而洛阳井沟村的王晶墓是被本村人李留柱“在一个小时内掘出，所出陶器售一百元” 。
从事盗掘古墓活动的主要是当地的乡民。这是因为邙山上有大量的村庄和农田，许多墓葬都散布在村落和田地中，这为当地村民盗掘墓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许多人也因此专门从事盗掘古墓活动。
更有甚者是许多村民参与的大规模盗掘，这和当时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纵容有关。如民国十年四月，营庄村和太仓村民盗掘了两村附近的北魏鹰扬将军山晖墓。民国十七年五月，徐家沟村和安驾沟村村民共同盗掘了两村之间的北魏平西将军、瓜州刺史元均之墓。
民国二十年六月，后沟村村民十一人盗掘了该村东北的北魏征虏将军鄯乾墓。民国二十一年六月，王六成等十三人， “先山五处凿坑” ，挖掘了柿园村的北魏安南将军元嵩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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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二十四年盗掘洛阳安驾沟村南地的崔行规墓时，参与者就是该村与附近的海资村村民，并将出土的陶器和墓志平分。这其中一些人本身从事的就是盗墓的行当，但也有许多是穷困的地方村民，山于利益的驱使而参与盗墓活动。
伴随着大量盗墓活动而出现的是文物的流失。从《时地记》中的记载来看：民国时期洛阳盗墓成风导致大量珍贵文物的流失，许多文物都被倒卖到各地，不知所终，情况之严重可谓触目惊心。
另外，还有一些知名学者和高官亲自到洛阳或委托商人在洛阳购买文物个人收藏，如书中提及的马衡、徐森玉、于右任都曾到洛阳购买出土文物。经他们之手，一些盗掘文物被高校和博物馆等公立机构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