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李泽厚：人是什么？什么是人？我希望几十年或更长时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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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几十年或更长时间以后， “情”（Qing）与“度”（Du）这两个在我的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中文词汇，能与“道”（Dao）、“气”（Qi）、“阴阳”（Yin-Yang）等英译一样，成为西文的通用词汇。因为这些词都很难找到可以恰当对应的西语译名。例如， “情”就很难等同于emotion、feeling、affection、passion等等。
自先秦以来， “情”至少有两大类涵义，一是情感或感情，二是情境（situation）、情实（fact），后一种涵义在应用中有时甚至超过第一种。包括今天人们说“事情”、“情况”、“情势”、“情态”、“情状”、“情形”等等。 A.C.Graham认为，汉代以前， “情”并无情感义。郭店竹简推翻了这个说法。但重要的是，这两种涵义为何会合用一个字，似乎很少人谈到。
我未研究字源学（etymology) 。先说几句题外话，记得我很早引用过Sapir-Whorf的理论，认为语言有世界观的背景。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提出，中国文化和哲学一直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动作大于重静态。例如， “度”翻译成西文的measure或degree便很不合适，因为它指的是人在动作中掌握的恰当分寸，正是它维持着人的生存（包括个体、群体和人类），从而它不是本体，却具有本体性（使人的生存延续成为可能）。所以它是动名词而非名词，是动作（包括姿态、样式，也包括对自然和人际，等等）当中恰到好处的分寸，而不是静态的刻度、标准等等，是主体活动性的、能动的、变化着的“合宜” ，而非客观、静态、确定的存在。
“情”又有“情绪”与“情感”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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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汉语的“情”无此区别，西语的emotion与feeling等也如此，相当一致。我认为“情”其实包含有这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是动物性的生理本能自然生成的情绪，一是“人化”了的情绪即情感。这一区分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中，看不到也用不着，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内，我以为区分它们十分重要。我的伦理学认为，情绪乃人兽所共有，而情感则专属于人。这个区分，可以说是承续了儒学强调的人兽之分、人禽之别，而现代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socialbiology)以及所谓“生理学进路的伦理学研究”等，则忽视甚至抹杀这一区分。我最近之所以推重刘绪源的修订版《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10月），就是因为他如同Piaget研究儿童智力发展那样，仔细观察、描述和论说了儿童从2岁到4岁的这个阶段，通过审美的想象手段，以理入情，让动物性的情绪得以发展变化为人化的情感，开始形成专属于人类的情理结构，并使其得到独立的活动和发展，从而使人在情感上逐渐脱离动物界而区别于动物。我以为这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虽然我并不赞成钱穆认为“仁在人心中与生俱来”的观点，但在拙作《论语今读》谈到情理关系时，非常赞同地引过他的这段话：
宋儒说“心统性情” ，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看重理智部分。我们只能说，自理智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智。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重情欲之分异。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因为即使情感是“人化”的情绪，却与情绪一样，仍然与欲望紧密相连，所以在《回应桑德尔及其他》等文中，我强调应该区分不同层次和种类的欲望，以及跟欲望相关的所谓“幸福” 。有纯粹满足人作为动物需要的基础欲望（如性），有超出但仍包括这些欲望的欲望（如爱），还有完全超出这些欲望的欲望（如牺牲自己生命的欲望）。幸福也是如此,有各种层次和类别迥然不同的“幸福”,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孟子那句时常被人引用的“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这两种“悦”便不应该等同。后者主要是满足自然生理需要，前者不是，而且甚至是对抗这种本能需要。但至今好些学者经常把这两种“悦”混同起来，看作都是直觉性的，看作都是自然或上帝给予人的“先天”或“先验” 。我的“情理结构”正是对此而发，强调区分情绪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