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相始终绝不是偶然的 ， 而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 。 一个国家或政权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 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 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 ， 而把工商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 。
众所周知 ， 自两周“士农工商”的阶级确定以来 ， 封建王朝就有“重农抑商”的惯例 。 不过 ， 一些历史朝代之所以重农抑商 ， 不仅是对各阶级的区别对待 。
【中国两千年来为何“重农抑商”？汉朝是最好的例子】以汉代为例 ， 汉朝统治者重农抑商的原因就有两种 。
一是、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 。
自刘邦开始 ， 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施行休养生息的方针 ， 让百废待兴的中原从战火中恢复生机 。 从结果来看 ， 这种发展方针是最贴合汉初经济环境的 ， 不失为一种良策 。
追溯“休养生息 ， 无为而治”的源头 ， 大抵可从先秦的道家发展说起 。 到了汉代 ， 黄老思想已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道家思想 ， 而是融合儒家、法家、道家各家之长的新型思想 。 汉朝时期的黄老思想已褪去了消极 ， 拥有了更多进取精神 。
其本质是“因阴阳之大顺 ， 采儒墨之善 ， 撮名法之要” ， 还能达成“应物变化 ， 立俗施事 ， 无所不宜”的目标 。 正因这种黄老思想具有一定的实践性和极大的包容性 ， 所以对于每个建立未久的王朝来说 ， 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都是治国的不二方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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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无为” ， 并不是“无所作为” ， 而是不刻意作为 。 一切都本着“万物之性”的原则 ， 不因循守旧 ， 一切从实际角度出发 ， 贴合事物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 。
王朝兴建初期 ， 国家刚刚脱离战乱 ， 所以社会矛盾凸显 。 唯有采取怀柔的方针 ， 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矛盾 。
“约法省禁 ， 轻田租 ， 十五而税一 ， 量吏禄 ， 度官用 ， 以赋于民”的政策能够让老百姓更快地适应新王朝 ， 并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 。 相比之下 ， 商业发展的优先级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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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了保护农耕经济 。
自古以来 ， 中原王朝便以农耕经济为主 ，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近代 。 秦朝十分重视农业发展 ， 秦始皇曾出台了一系列重农的措施 。 然而 ， 秦朝的苛政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基调 ， 即便秦始皇曾主张重农抑商 ， 但秦朝的农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中 。 汲取了前车之鉴的汉王朝 ， 改革了秦朝的重农政策 ， 将重农写入法律 ， 形成制度 。
汉初全国的劳动力数量显著提高 ， 高祖刘邦命令大量士兵复员回家 ， 削减了军队的编制和人数 ， 而且基于那些解甲归田的老兵优厚的待遇 ， 如：“以有功劳行田宅”等 ， 除此之外还免除老兵若干年的徭役 。 除此之外 ， 刘邦还号召那些流亡他乡的农民返回故地 ， 从事农业生产 ， 并释放了大量被充作官奴的人 。
或受到两周时期吴越国的影响 ， 刘邦鼓励百姓进行生育 ， 家中有新生儿的家庭 ， 可凭此免除两年徭役 。 正因为这些政策的实行 ， 大汉王朝才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人丁兴旺 ， 劳动力数量得到保障 。 从事农业生产的老百姓多了 ， 社会矛盾迎刃而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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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政策之外 ， 刘邦还颁布了不少利民之策 。
例如：“复故爵田宅令”的出台 ， 让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老百姓重新获得耕作的土地 。 而“举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则让那些品行端正、对农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免除赋税和劳役 ， 成为农民的楷模 。 “劝农”诏书则是在教化的层面上 ， 让老百姓亦是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 据统计自汉文帝以来 ， 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 ， 汉廷总共颁布了八次劝农诏 。
文景之治时期 ， 皇帝更是亲自参与春耕 ， 为老百姓做出榜样 ， 连后宫女眷都要饲养桑蚕 ， 从事农业活动 。 从这些政策上足见汉朝统治者对农业之重视 。 当然 ， 这些政策都只是针对某些群体的 ， 很难惠利万民 。
因此 ， 在这些良政的基础上 ， 汉代统治者还屡次减免赋税 。 例如在汉惠帝时期 ， 改税率为“十五税一” ， 到了汉文帝时期则“除田之租税” 。 汉景帝“除田半租” ， 直接将税率降低到“三十而税一” 。 这些政策显然能更直观地让老百姓感受到福利 ， 改善他们的生活 。

稿源：(仙仙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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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国两千年来为何“重农抑商”？汉朝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