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小事”：在破门之锤敲响之前 1972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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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初，中国第一颗实用氢弹试验成功。同时， 42岁的时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国家保密项目“523”暨“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的屠呦呦准备以身试药——参加青蒿提取物人体试验。
“523”计划是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中国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支援抗疟疾药物的请求后于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召开抗疟防治会议，所以，这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保密项目，代号“523” 。
1965年，美越战争升级扩大，双方投入大量兵力。但双方因为疟疾的非战斗减员巨大，美国斥巨资投入研究寻找替代奎宁的新药。 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二战时期又发明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抗疟特效药）。疟原虫在被抑制了200年后出现了强大的抗药性， 19世纪60年代左右，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无法控制。
经过漫长的努力，屠呦呦团队于1971年10月4日分离获得191号（也有资料显示是91号）的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虐原虫100%抑制率， 12月开始的猴虐测试也是100%的抑制率。但是，医学的任何新理论在应用之前，无论经过多少种成功的动物实验，都必须再做临床人体实验。只有经过人体实验证明确定有利于某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的方法才能够被推广应用。但征集愿意尝试的志愿者是耗时费力的事情，
科学研究的过程可以放慢脚步，但是科研的初步成果的实践却是需要立刻进行的。错过1972年疟疾临床观察的季节就要再等一年。所以，为了赶在1972年夏季疟疾肆虐之前进行临床实验，屠呦呦决定用自己的身体来做药物的毒性测试。
但是， “在这之前的一次动物实验中曾经发现一只用于实验的猴子出现短暂的转氨酶升高的现象，有人断定191号有毒性” ，可能会损害人体的肝脏。但是，屠呦呦坚定地相信青蒿从未在任何中医学书中被记载有毒，而她自信对它的药性已经一清二楚。
根据《纽伦堡法案》里的相关条款：“事先就有理由相信会发生死亡或残废的实验一律不得进行，除了实验的医生自己也成为受试者的实验不在此限。 ”这一条法案意在表明科学家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如果死亡或残废，后果是要自负的。
但作为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在众多科学史或者医学史上，这种以身试药的案例是比比皆是的。中华历史上的医者，在神农尝百草的神话辐射下，留下了华佗、李时珍等一众医者的以身试药的传说。除却医者仁心的某种说法，更多的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待自己研究之事的极度热忱。自当真实而热切地投入到一次攻坚事业时，在破门之锤即刻敲响之际，在任何采访以及获奖典礼上的发言中屠呦呦都将这一段叙事主动略过，那就是在锤即将敲响之前的那一句“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的短短句子。在这一句话的背后，肯定隐匿了屠呦呦自己偶尔的颤栗、短暂的徘徊以及最终拿定主意后一往无前的勇气。
【青蒿素“小事”：在破门之锤敲响之前】正因为屠呦呦等科研工作者以身试药后宣布青蒿素人体试验无毒，可以投入临床实验的确定性报告。才有了随后的1972年8月到10月，屠呦呦带队在海南临床实验成功21例，在北京302医院临床实验9例成功，即191号首次实验获得30个成功的案例。某种意义上来说，这30人是屠呦呦等科研工作者以身试药的勇气所拼搏与拯救出来的生命。继而，之后的青蒿素大放异彩的所有色彩的深处，都将印刻这一则“小事” ，即破门之锤敲响前令人紧张焦虑而缓慢等待的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