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是国家最“夜猫子”，古代士大夫阶级也面临着“早起”的折磨|话说】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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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三点起床。
那些在我们眼中，大富大贵，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古代士大夫阶级，也面临着“早起”的折磨。在宵禁还很明确的年代，古代官员与皇帝堪称是国家最“夜猫子”的一群人，他们不是半夜聚众做些什么，而是要早早起床，因为国家大事，都需要他们上朝去处理。
堪称是国家最“夜猫子”，古代士大夫阶级也面临着“早起”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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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议制度，这是我国自政权诞生以来便存在的“政治制度” ，唯一不同的是，从三皇五帝时的民主朝议，逐渐走向皇权专政朝议，比如三皇五帝时期，唐宋时期，士大夫的言论不仅是建议，还具有一定的命令性，可到了明清，朝官不管多少人，他们都只有建议权。
在《周礼》的记载中，已经有了很完备的“朝议礼仪” ，这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常朝的制度基础，例如官员们要什么时候来，来了要在宫里哪里等，一品的大员该站哪里，三品的大员什么时候能说话，什么时候不能说话，这些无巨细之差，全部都有着严谨的规则。
可是先秦以前，包括秦汉时期的“朝议” ，更多的只是展现在制度层面，几乎鲜有人性化的事实记载。
直到隋唐时期，朝议制度有了一次人性化的变革，不管是隋文帝立三省六部，还是唐太宗下令改制朝服的不同颜色，自隋唐以前， “混乱”、“区分不明显”的朝议制度逐渐走向规格化，连带着上朝都有了一定性的灵魂。尤其是唐朝的民间文化十分发达，当年长安作为世界都城，大早上官员们趁着宵禁进宫“上班” ，也是长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先说说古代百官上朝的时间。
堪称是国家最“夜猫子”，古代士大夫阶级也面临着“早起”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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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宵禁，可以明确一点的是，在早上天亮以前，那普通人家是压根不可以起来做些什么的，如若违反，则是大罪。重要的城市里都会有“鼓楼”、“钟楼” ，所谓晨钟暮鼓，便是用来区分当时国家定义的“白天黑夜” 。
可是百官们不受“宵禁”的限制。
【堪称是国家最“夜猫子”，古代士大夫阶级也面临着“早起”的折磨】因为他们不管天多黑，都要来上班。
上朝是到皇宫里，但官员们却不是住在皇宫里，要知道，皇城那么大，但是仅有几个重要的大官能在皇城居住，这些府邸往往都是没有所有权的，只有使用权，包括王爷也是，因此被称为“赐邸” ，一般来讲，只有一些一二品的大员都会有资格在“京圈”居住，其余的，都会住到城外，所以离皇宫的远近，决定了官员们起床的时间。
古代平均的“朝议”就是在“五更天” ，那么五更天是什么时候？现代的算法是指凌晨的四点四十八分，也就是不到五点。但这不意味着在五更天踩点到就可以，上朝可不是真的上班，必须严谨。一般来讲，在正式上朝前，百官都要在宫殿前的“广场”被点名，然后向皇帝进行朝贺，也就是通常看到的那个“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那个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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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住的远的，大概三点就要起来了，因为还要吃饭一大堆的琐事，忙完了就要赶去皇宫。住得近的，可以试着四点起来，动作快一点，也能赶上时间。条件好点的有轿子， “公务车配司机”这东西自古以来都不会缺席，条件更好的自己骑马，例如武官，一般都是带上两个家丁骑马飞奔，不过到了皇宫要限速限行，即便如此也羡煞一旁的走路大臣。
在唐宋时，特别是宋代，例如苏轼、王安石等人都曾有在开封租房住的经历，虽然买不起开封的房子，但是为的就是住近点，缓解上班早起压力。王安石这个人就很有趣，在韩琦手下干活的时候，经常熬夜看书不睡，第二天顶着鸡窝头上班，由此可见，这些士大夫的骨子里其实也有点“懒”的基因在内的。
回到唐朝长安城时代，在唐代末期，长安城曾经有一段时间基建很差，经常下大雨就能把城市淹了，那时候也不是水泥路，一旦淹了，路立马又满是泥泞。有一回，白居易赶去上朝，就碰到了下雨的情况，和他一起去上班的还有韩愈，两人就遇到了，白居易就写下了《与韩侍郎苦雨》吐槽道：
“仍闻放朝夜，误出到街头”
堪称是国家最“夜猫子”，古代士大夫阶级也面临着“早起”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