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创造大唐千古伟业，却被武则天掩盖光芒公元649年

公元649年，随着李世民的病逝，大唐“贞观之治”落下帷幕，然而在前有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盛世背景，后有女皇武则天，李治的光芒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他性格宽厚被认为是懦弱，他行事低调被当成了无能，但历史上他的成就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有为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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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徽元年，年仅二十一岁的李治登上了皇位，却无法掌控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而大唐第一任宰相长孙无忌，此时已经是三朝元老，更是李世民的托孤大臣，他几乎操纵了大唐的一切国家大权。无论是杀伐决断，还是官员任免，乃至于储君的废立，李治都没有实质发言权。年轻的李治在长孙无忌手下毫无反抗之力，因为他曾经的太子之位是这位舅舅争夺来的，如今他想要坐稳这皇位也不得不倚仗这位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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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孙无忌独霸朝纲、倾轧帝王的权利，李治的底线一点一点被撕裂。终于随着一场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 ，李治下定决心进行反抗。公元653年，一场由房玄龄两个儿子争夺家产的纠纷，演变成为了长孙无忌政治清洗的工具，驸马房遗爱、开国名将薛万彻、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等，全部被处死或贬为庶人。此案之后威胁李治帝位的势力基本被铲除殆尽，然而长孙无忌的政敌也被一网打尽。到公元654年二月结案，朝堂之上仍然站着的，几乎全部贴上了“长孙”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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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唐最顶级的九人班子为例，除了李勤忠于李治，于志宁隔岸观火外，褚遂良、韩暧等其余六人，竟然全部以长孙无忌为首。事实上长孙无忌为了大唐不辞辛劳一辈子，他仅仅是贪恋权力，并没有篡位之心，但相权与皇权之间的权利争夺，注定了两人矛盾的不可调和。李治虽然性格宽厚却也不傻，更何况他还继承了其父亲的强大政治基因，为了积聚力量，他一直在忍受相权对君权的冒犯，这一次他终于进行了反击，改立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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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第一场李治和长孙集团的较量中，李治打着“我的老婆我做主”的口号，长孙集团始终坚持“皇后无过不能废”的立场。双方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直到李勤的加入（刚开始李勤选择了明哲保身），让逐渐顶不住压力的李治实现了逆转。公元655年十月，家世显赫的王皇后、萧淑妃，以“谋行鸩毒”的理由被贬为庶人，其族人全都流放岭南。当月十九日在文武百官的联名请求之下，高宗李治册立出身不高的武昭仪为皇后，这是李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使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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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多的皇后废立的争夺之中，长孙无忌经营多年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朝廷关系网，终于被李治撕开了一道口子。在过去，长孙集团的爪牙，几乎触及了大唐的每一个角落，大唐的每一项任命，每一道指令都打上了“长孙”的标签，此时这种形势终于发生了改变。其中标志性事件就是，公元655年九月，李世民的另一位托孤大臣褚遂良，这位长孙无忌的忠实拥护者被挤出了朝堂，开启了长孙集团的末日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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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56年正月，李治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废除由长孙集团拥立的太子李忠，将武皇后所生年仅四岁的李弘立为太子，在这一轮博弈中长孙无忌节节败退。公元659年，在李治的操纵下，一场与长孙无忌毫无关联的韦季方、李巢朋党案，变成了长孙无忌谋反案，操纵大唐官场三十余年的长孙集团就此垮台，此后再无人能制约李治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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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长孙集团垮台仅一年意外发生了，从公元669年十月开始，李治开始出现头晕目眩等中风症状，年仅33岁的李治已经难以处理政务。此时李治刚刚扳倒专权的宰相，对朝臣再也难以信任，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他将目光转向了后宫，由此开启了武后的政治春天。得益于自幼接受的良好教育，对政治的高度热情以及天生的潜力，武后在处理奏折中坦然自若、应付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