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这里出了6位“两弹一星”元勋：塔院5号楼的故事( 五 ) 四川省

唐信青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他结婚到吴际霖去世， 10年里家人总不在一处，全家人从未在一起吃过一次年饭，因此他与吴际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吴际霖去世后，他留在了北京。由于九所安排不了那么多人的工作，他去了二机部核武器情报室工作。他记着岳父临终前的嘱托，一直跟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塔院，照顾有病的岳母。
当时，吴家已从201搬到对门的202 ，和郭英会家对调。唐信青听妻子说，这是因为吴际霖的母亲在家里自杀，家人不能再承受刺激。
不久，郭英会调到国防科工委，搬离了塔院。邓稼先一家从三单元301搬了过来，住进这套房子。
1979年4月，九院为吴际霖、彭非和袁冠卿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
袁冠卿也是九院建院早期的副院长， “文革”中受到迫害和关押， 1973年含冤去世。袁冠卿去世后，老领导李觉告诉他家人，其实5号楼建好后，专门给袁冠卿留了一套，被他谢绝了，说还是留给专家和科技人员住吧。袁家一直住在2号楼。
最后的老住户
80年代初，于敏家搬到了5号楼3单元201 。这套房子原来合住的两家被调到了塔院别的楼里，房子分给了他家。
1965年初，为突破氢弹理论，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的原子能研究所“轻核理论组”31人调入九院。由此，赫赫有名的“八大主任”齐聚理论部。不过，那时5号楼已住满了，黄祖洽和于敏都没能住进去。
于敏家刚搬进塔院时，住在7号楼，与另一家合住。 1969年于敏和家人去了四川902基地， 70年代初回北京后，搬到3号楼。这是一套两居室，带一个很小的客厅，六十多平方米。
于辛小时候对父亲工作的印象，就是家里常常来人。开始他总想凑上去听，父亲就把他赶出去，但院里孩子也没什么人跟他玩，他只能在楼外待着，所以他小时候特别不喜欢家里来人。
于辛印象最深的是邓稼先伯伯，觉得他特别和蔼可亲。 “他的压力很大。他的特点是学术水平很高，又很民主，因此能把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于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塔院子弟何为曾回忆， “文革”时他正上小学二年级，老师经常给他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一次上楼找小朋友玩，路过于敏家，看到于敏和邓稼先两位叔叔正在楼道里嘀嘀咕咕，看到他立刻警觉地往楼下走。等他下楼回家时，两个人还站在总是乌烟瘴气尘土飞扬的垃圾道跟前嘀嘀咕咕，他就从楼门洞里悄悄监视他们，可惜很快被发现了，吓得撒腿就跑了。
“文革”后，九院的领导层开始离散。
1968年副院长郭永怀飞机失事殉职， 1972年副院长彭桓武调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 1978年王淦昌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