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 八 )


按照《二年律令·赐律》的规定:
赐不为吏及宦皇帝者,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 。毋爵者,饭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酱少半升 。司寇、徒隶,饭一斗、肉三斤、酒少半斗、酱廿分升一 。
吏官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赐之 。
公乘就是个坎儿,正好是自它以上的五大夫+卿,是六百石以上,千石以下 。
偏偏在(14)里有这么一个残句“凡为公乘者”,可见此爵位至少在西汉中晚期军中已经有身份特殊性 。
当然,更新鲜的是(1),“军吏”只有执行特殊任务的“六百石以上”的,才可以比拟“士吏”赐爵赏功,说明“士吏”是军队中一个特殊的阶层,或许为有印绶的国家常设军职,以区别于临时授予的“军吏”职务;也可能是“宗室”、“列侯子”、“卿子”之类的高爵贵族子弟担任的军职 。
比如(10)中就写道“士吏”以上拜爵者,同样为“单行”,没有写赐爵的上限,但可以明晰他们属于例外于普通官兵的特殊存在 。在(9)中,虽然前面缺少了“谁”来从军,但其待遇是“单行”,赐爵的上限可以达到“右更”,是简文中所见的最高爵级 。
大胆猜测一下,贵族子弟和高官子弟,或是有秩禄的常设武职高官,在这个拜爵制度体系里是各自设置天花板的,人家不但起步比普通士卒高得多,同等功劳的酬功上限也要高得多 。
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于不同级别的官、兵,有“勿过五大夫”、“勿过左庶长”的天花板 。
“勿过五大夫”还好理解,因为处于“大夫爵”和“卿爵”的门槛,在《二年律令》中也有很多“五大夫以下”如何如何的记载,如:
赐棺享而欲受赍者,卿以上予棺钱级千、享级六百;五大夫以下棺钱级六百、享级三百;毋爵者棺钱三百 。
赐予棺椁,只分了三个等级,即卿以上,五大夫以下和无爵者,这还只是个典型例子,类似的区分还有很多,不过多数属于礼仪资格的界定,虽然重要,却不“致命” 。
但是“左庶长”却完全不同于“五大夫”,属于“卿爵”的起始,什么样的功劳能够突破“大夫爵”和“卿爵”之间的“钢板”,还一次可升2级?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却可以确定一点就是至迟到西汉中晚期,“五大夫”到“左庶长”之间的“鸿沟”,已经搭了跳板,允许通过了 。

解释上述的现象,学术界很早就已经有学者(比如朱绍侯先生)提出汉代“民爵”和“吏爵”分化的问题,即给“民”的爵位和给“吏”的爵位分开,这个区分的爵级,就是“公乘” 。
刘邦|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