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刘邦为什么是背信弃义之人?汉高祖对后代做了哪些缺德事?(17) 刘邦|背信弃义|汉高祖

到了汉昭帝时，标准又变了，见《盐铁论·周秦》：
故今自阙(当为关字)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
之前的文章里，三解曾经引用了《户律》这句话，当时理解有误，成稿会予以修改，即秦朝的“编民什伍”只会针对“民”，也就是“大夫”爵之下的百姓，至少，“公大夫”以上食邑者是绝不会与民编伍的。
而汉初“自五大夫以下”即包含了“五大夫”爵，实质上是将原本的“贵族爵”平民化，其生活居所与编户齐民等同，则完全失去了“宗邑”、“食邑”等等“封建”特权，只是拥有更多礼仪和经济特权的平民罢了。
九
这种特权最直观的就是《二年律令·贼律》的一条：
所殴詈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詈五大夫以上，皆黥为城旦舂。
“殴詈”即打骂，吏，只要是有秩以上的吏，人身不受侵犯，而“有秩毋乘车者”只是一百二十石的小吏，而官吏因公事打骂五大夫以上爵位者，才与上述相同，黥为城旦舂。

文章图片
“公乘”也是相当于六百石的“显大夫”，却不在上述律文的保护之列，说明“公乘”并不是社会管理意义上的重要节点，而“五大夫”是，等到汉武帝朝之后，连汉初还保持“贵重”的“卿爵”也不值钱了，满街走了，才会出现“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的情况。
只不过，“贵族”阶层权利的下坠，往往并不只是“制度规定”带来的后果，而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
据《汉书·惠帝纪》记载：
(汉惠帝六年)令民得卖爵。
根据贾谊在《汉书·食货志》中说的：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汉高帝、惠帝、文帝时代的允许百姓卖子、卖爵，都属于荒政的一部分，而汉惠帝五年夏天，刚刚发生了大旱灾，“卖爵令”下在了汉惠帝六年十月至汉惠帝六年六月之间，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这场大旱灾可能持续影响到了当年冬天、次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才因为公私蓄积不足，不得不允民卖爵。
这实际上也反证了汉初高爵者的合法收入、生活水平并没有达到他们理论上“人君”的层次，而是和其他的编户齐民一样，“民且狼顾”，否则以他们家庭人口占全国人口1:5的比例，一户2000亩土地，还不能为大汉帝国的荒政事业做点贡献?
问题在于没有劳力耕种的土地，有与没有并无区别，汉帝国的老兄弟们既然找不来1500万人为他们开垦3亿亩土地，就更没有办法找来6000万人为他们耕种只在纸面上的12亿亩土地。
另外一种可能就比较有意思了，即“令”民得卖爵，而不是“被动允许”民卖爵，也就是下达了“令”，是以法令的形式，确定了百姓卖爵的程序和操作性，很有可能根本与前一年的旱灾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