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历史上的“赏金猎人”，为什么在中国从未出现( 二 ) 贝里|悬赏|路飞|卡普|愣头青

文章插图
开普勒的母亲卡塔琳娜既然已经被控告为女巫，怎么还能轻松逃离，并且非常安全的和儿子在别的城市居住？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卡塔琳娜生活的城市莱昂贝格，属于16世纪德国符腾堡公国。而她和儿子安全生活的城市林茨，已经不属于符腾堡公国的领地。也就是说，虽然同样属于德意志联邦，但符腾堡公国议会无法跨境追捕犯人。公元11世纪之前，大部分的欧洲商业性城市都没有兴盛起来。此时，大大小小的贵族庄园到处都是，国王对贵族的控制力非常微弱，每个贵族都有权制定自己领地内的“庄园法律”。也就是说，零零散散的贵族领地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司法上很少受到别人的干扰。等商业性城市崛起之后，城市议会成为执法者，维持本城的秩序。但是，新兴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和国王以及贵族矛盾重重，他们极力提高城市的自由度——所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法律，执法范围最多扩展到城市周边地区。即便是到了17世纪，欧洲各国国王（及政府）的控制力逐渐加强，各地之间依然我行我素，司法人员极少能“跨境执法”。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赏金猎人最活跃的时期，王国法律、庄园法律、城市法律、公国法律，混乱的存在于欧洲大陆。执法人员的活动范围大大受限，罪犯很可能翻越城墙之后，就可以大摇大摆的离开了。这种情况下，依靠可以四处行动的民间执法力量“赏金猎人”，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了。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权和神权的冲突。

文章插图
从公元8世纪开始，基督教为了扩大影响力，开始极力宣传“绞刑架奇迹”——在当时，很多虔诚的教徒会在绞刑架下祈祷，希望上帝能宽恕罪犯，有些时候绞绳会断裂，犯人侥幸活了下来。于是，这就成了上帝的宽恕，成了绞刑架奇迹。为了获取更多底层人们的支持，教会一直强调的就是宽恕。这让中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贵族领主、法官，甚至是城市议会，都迫于压力显示出更多的宽容。法官们参照的法律条文受到了教会的巨大影响，比如16世纪初萨克森很多城市市政厅里，就刻着这么一段话：“法官宣读审判的同时，他自己也会被上帝审判。”这意味着，虽然执法者希望法律更加严格，以维持社会秩序。但是教会则希望通过救赎，以宗教的力量稳定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巨大的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神权都是占上风的。因为欧洲各地司法被“压制”，游离于司法边缘的赏金猎人，自然有了发展的机会。花了这么大篇幅去解释赏金猎人能出现的原因，大家自然容易理解，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赏金猎人了。

文章插图
首先，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大一统国家，法律制度完整统一。自上而下的完整官僚体制，从郡县到乡、亭、里，地方执法机构遍布国家每一寸土地，互相之间又紧密联系，几乎不存在执法矛盾。其次，在拥有完整官僚机构的同时，为了预防犯罪，及时处理各类民间纠纷，中国古代除了官府之外，还大量设置了负责“教化”的人员。比如在秦汉时期，地方上大量设置的“三老”。《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就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三老掌教化……”所谓三老，实际上就是最基层的管理者，他们德高望重，影响力大，对维持地方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秦汉之后，地方乡绅逐渐担负起教化民众的责任，成了官府执法不可忽视的辅助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赏金猎人没有存在的空间。最后，相对于欧洲神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中国古代把“礼”和“法”融合到了一起，互相辅助，形成了稳定统一的“礼法”体制。礼法结合的制度，极大的加强了中央集权，稳定了社会秩序。所以，当执法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存在巨大阻碍的时候，统治阶级的控制力就更强了。于是，脱离官方管束的“赏金猎人”，在古代中国完全失去了生存土壤。综上所述，赏金猎人在欧美出现，有特殊的历史原因。古代中国长时间的大一统，加上一直延续下来的礼法制度，是赏金猎人无法存在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