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大众常常对马斯克的说辞深感困惑,因为他对外宣称自己的工资为0。这是美国企业家面对公众的“传统技能”,往往会造成人们对基本工资的误解,甚至不少专业薪酬统计表单也计算得并不全面。
其他典型的美国超级CEO都是如此。乔布斯在1990年代重返苹果时的年薪仅为象征性的1美元;扎克伯格在2017年也只领了1美元薪水。
超级CEO高收入的秘密,就在那些有些隐蔽的动态变量里,在他们独特的工资成份里,基本工资、绩效、福利等只占年收入的一小部分,占绝大部分比例的是设计得让外行眼花缭乱的股权激励方案。
在中国,同样不乏领1元年薪的CEO。刘强东每年的基本工资仅为1元,但背后设有数额丰厚的股权激励计划。2019年,刘强东被授予2600万股京东股权,相当于公司所有流通股的0.9%。
年薪几百万的雷军,在中国大公司中绝对不算高年薪,也没体现雷军创造的价值。好在2018年小米上市时,公司董事会为了感谢雷军的付出,一次性奖励他价值15亿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98.18亿元人民币)的股票,这是全球公司史上最大的奖励之一。
拿多少钱才合理?据《福布斯》统计,2020年,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共激增1.9万亿美元。而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的多数席位,常年被这些超级CEO占据。
超级CEO们,拿多少钱才算合理?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演进,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对“贪婪华尔街”的批判风潮,投资者们意识到公司高管的薪酬与业绩挂钩是必要的。一个共识慢慢形成:CEO的核心职责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其薪酬方案应与公司股价强相关,以此让管理者和资本参与者的利益高度一致。
这是一个以高薪激励管理层,换取公司高增长、股东高回报的故事。
虽然多数上市公司设有薪酬委员会,每年制定出最高管理层的薪酬福利提案,再由股东投票表决是否同意。但这套流程往往流于形式,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股东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提案。股东们也并非过分慷慨,因为只要能带来超额利润,CEO们强盗式的报酬根本不值一提。
库克的薪酬福利方案就让苹果股东们欣然接纳,2011年8月至2021年8月的10年间,库克带领苹果公司为股东创造了1174%的累计总回报率(包括股息再投资),而同期标普500指数的回报率为363%。
像库克这种外聘或接棒的职业经理人做CEO,虽然股权比例并不高(库克持有苹果公司股份不到1%),但是会通过与董事会的薪酬谈判,让自己的收入在创造公司价值的基础上最大化。
但如果CEO是公司创始人,则需要另当别论。在创始人兼任CEO的情况下,通常持股比例较大,在公司往往有高度的话语权,收益也更多来自分红和股权变现。为了保持低调和避税,他们通常会为自己设定较低的基本薪资。黄峥、王兴等大型上市公司创始人都概莫能外,基本年薪大多不足千万,但并不妨碍他们登上富豪榜前列。
这些中外皆然的薪酬法则,直接导致了CEO们的年薪呈指数级增长。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在过去的40年中,美企CEO的薪酬增长了900%以上,而美国普通工作者薪酬涨幅仅为12%,这使得公众对CEO薪酬过高的担忧与日俱增。
改进方案也在不断提出。宝洁公司前CEO雷富礼(A.G. Lafley)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建议:薪资标准中应另外添加两项内容——财富积累和内部薪酬公平性。前者指CEO通过各种渠道积累的财富总额(包括实现的、未实现的和规划中的),后者则是对近几年CEO各项薪酬内容的分析,以判断支付比例是否不公平。
由于对公平性的判断有一定主观性,雷富礼相当于给高管薪酬设置了一个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变量参数。
“如果能够更详尽地解释清楚高管薪酬福利的内容,并说明它和公司绩效指标间的联系,则有利于企业更有效地回应公众的担忧。”雷富礼提议。
可就目前来看,即便是最优秀的企业,也很少会按此提议行事。但要想摘掉身上“Fat Cat”的标签,回避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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