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从教培机构辞职，我在长沙开摩的( 二 ) 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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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杜杨在授课
但好景不长的是， “新东方式”创业的模式已经没有未来了，在知识分子个性十足的当今，大家很快在各个地方起了争执：
大到招生计划，小到桌椅摆放，当其他机构已经开始新一轮宣传时，他们还在为教室的装修吵得不可开交。
于是乎，还没走到因为利益分配反目成仇，几个人便做出散伙的决定。
杜杨带着原来的学生，自己创办了一家机构，既是校长，也是唯一的老师，因为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分数，凭借着在家长里的口碑，他的学生人数一直保持在60人左右。
因为没有办法在合理的价位上请到符合他教学水平的英语老师，杜杨只能靠着自己一个人就撑着他的“小作坊” ，除了在高峰期里找助教协助，每个周末他都要上十二个小时以上的课程。
“我还算佛系的了，有的老师寒暑假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
从2016年到2021年，杜杨宛如走钢丝般躲过了一次有一次打击。
2018年，国家下发政策打击教培机构，要求300平米以上的机构需要消防措施配备合格，否则无法继续营业。
而等到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办齐了证件，就赶上了疫情，长达半年颗粒无收。杜杨因为就租住在写字楼里，侥幸躲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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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杜杨从来没有扩大机构的想法，在疫情打击的半年里，除了房租以外，利用网课消除了部分课时，没有损失太多。
但也是上网课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既没有大机构那样专业，能够用规模化的资源把网课的成本摊平，也不能像青年教师一样把多媒体运用得信手拈来。
往往讲得正激情，用鼠标艰难地描绘出英语句子， “下个知识点就卡壳了。 ”或者打开腾讯会议， PPT导入到一半，就又闪退，还要不断地对抗网络延迟。
“特别是英语，需要放听力和口语，没有办法及时反馈，学生的兴趣会差很多。 ”
长期保持着良好学习习惯的他，感受到了莫名了的危机感，他觉得自己需要适应时代，否则会被其淘汰。
他紧接着把空余时间都投入到互联网中，注意到有一些知识类博主用粉丝化的手段推销自己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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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受知识博主启发，杜杨开始拍摄短视频
他羡慕不已，深度地研究了他们的视频，把众博主的课程看完，发现教学水平根本赶不上他，而且活泼的课堂风格他也有驾驭的自信。
双减政策下来后，他首先感到了惊讶，紧接着就是坦然：多年来教培资本化让他尝到了甜头，可日益膨胀的泡沫终有破碎的那一天。
从7月双减通知下发一直到9月，杜杨没有选择继续招生，一步步地退出教培市场。
和众多头部机构不同的是，杜杨把收上来的钱全部存在银行卡里，没有把钱拿去投资或者宣传， “所以家长要我退款的时候，我可以一分不差的退给他们。 ”
其他同行劝他现在可以收割韭菜，又或者可以转入地下， “现在政策来了以后，家长们更舍得掏钱” 。
【985毕业、从教培机构辞职，我在长沙开摩的】“地道战”没多久，有人在群里发消息说，教育局跑到大楼再去搜了一遍，那些上课的人把外面的灯关了还是被抓了。
看到这条消息后，杜杨有些不理解， “连新东方这样的机构都没办法解决，我们有什么吗抗争的空间呢” 。
与其和国家政策对抗，猫捉老鼠般偷偷摸摸在地下补课，他更想把精力放在寻找新的出路上——和他大学一样。
从一个风口，到另一个风口
在潮水退去的两个月里，杜杨持续地去出国机构应聘，但将近40岁的他在就业市场里没有任何竞争力，雇佣一个挤得头破血流才投递出简历的毕业生的性价比要远高于他：他的阅历和经验意味着机构需要付出更多的金钱成本。
甚至于在学历通胀的当今， 985硕士的名头也不足以让他骄傲——在清北毕业生涌入教培市场之后。
大部分留学机构给予的条件是让他兼职代课，至于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他们避而不谈。兼职的课时费只有以往教培的四分之一，但杜杨亟需找到另一份事业以维持自己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