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被迫转型——中国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五）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代加工相关制造业已经开始转型或转移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依托廉价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国际代工，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当前人口老龄化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导致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退坡，劳动密集型的代加工相关的制造业也逐渐开始走弱。从出口贸易来看，加工贸易的占比从1999年的高点56.9% ，一路开始趋势性下行，到2016年加工贸易的占比仅为34.1% ，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衰退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加工贸易利润空间被快速压缩，进而全球加工产业快速转移是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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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以逆转的老龄化趋势下，人口结构也将会继续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已成定局。具体来看，我国少儿抚养比从1990年的42% ，一路缩减至2019年的24% ，而老人抚养比从1990年的8.35% ，一路上行至2019年的17.8% ，老龄化趋势十分明确且难以逆转。从农民工数据来看，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比已经从2008年的37.2%降至2020年的27.3% 。劳动力总量减少之外，结构也在逐渐变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 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从2008年的11.4% ，一路抬升至2020年的26.4% 。与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相对应，劳动力成本在逐年快速攀升，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从2008年的1340元升至2020年的4072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08年的28898升至2020年的97379万元。总之，由数据来看，我国劳动力供应的量和质都在逐年下降，且成本上升十分迅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端将难以避免地持续恶化，利润空间将因此受到压缩，相关制造业将长期受到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并且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该影响将越来越显著。在此趋势下，低附加值的代加工类制造业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被老龄化倒逼进行转型升级，选择增加技术和资本投资，用更多的智能化机械设备来代替人工劳动，弥补生产力；一种是相关产业逐渐离开中国，实现全球加工产业的再次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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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推动下，劳动密集型逐渐让步于技术密集型
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因素的变化日渐显著，快速上升的劳动力成本，推动了制造业内部结构的转型。
参考韩国国民经济中制造业GDP占比的变化可以发现，韩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与老龄化趋势的变化一致性较强，近50年来，韩国老龄化从3.44%一路上升至15.06% ，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指数从0.46一路上升至124（2010年为100）。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韩国制造业结构的显著变化，各行业在GDP中的占比，食品饮料业从1970年的3.5% ，下降至2020年的1.3%；纺织与皮革制品业从1970年的4.5% ，下降至2020年的0.8% 。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电气设备、机械和设备、运输设备则分别从1970年的0.8%、0.1%、0.5%和1.4% ，上升至2020年的6.3%、1.6%、2.4%和2.5% 。从韩国内部经济结构的转变，可以很明显发现，老龄化推升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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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分化趋势也已经开始，并且这种分化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愈发明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日渐疲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增长。从数据上来看，近五年（抛去较为特殊的2020年）在所有制造业项目中，工业增加值年复合增长率排名前五的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 ，这5个行业自2015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减速换挡（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年复合增速3.3%）的背景下，依然保持了4%以上的年复合增长率。而近五年工业增加值年复合增长率排名倒五的是“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制品及制鞋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这5个行业的年复合增长率均保持在2%及以下。可以明显发现，工业增加值快速增长的行业均为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增速缓慢的均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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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出口结构的变化中，也可以印证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性影响。从逻辑上来看，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对于中国而言，在人口红利年代，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资本和技术则相对稀缺，因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国际贸易中有比较优势，但随着老龄化的加深，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升级或转型将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