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仁国的“醉”恶之路


袁仁国的“醉”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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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贵州茅台镇 。 卢志佳/新华网
初到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的人 , 一定会沉醉在浓郁的酱香味里 。 这座小镇大大小小的酒厂、住宅鳞次栉比 , 大名鼎鼎的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茅台酒厂)就坐落在这里 。
“正是茅台酒厂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带来了名声与财富 。 ”每个当地人对茅台酒厂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呵护 , 聊起它滔滔不绝 。 但聊到茅台酒厂原董事长袁仁国时 , 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摇摇头、摆摆手:“咱们不谈这个……”
袁仁国 , 在他们心中像家丑 , 最好不要外扬 。 2019年5月22日 , 经贵州省委批准 , 贵州省纪委监委对茅台酒厂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袁仁国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 6月27日 , 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就袁仁国涉嫌受贿罪一案 , 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
袁仁国的“醉”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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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仁国
发迹 , 始于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袁仁国有六个兄弟 , 他排行老二 。 1973年 , 袁仁国从仁怀一中毕业后 , 到仁怀县中枢镇做下乡知青 。 1975年 , 19岁的袁仁国通过招工进入茅台酒厂 , 成为一名工人 , 在制酒和制曲的岗位上各干了一年 。 后来 , 袁仁国被调入厂里的供应科 , 干了一年保管员后 , 又被调到宣传科当干部 。
“他是怎样从一个工人一步步做到茅台酒厂最高层的?”对这个问题 , 得到的答案出奇地一致——袁仁国的钢笔字很漂亮 。 “在那个办公靠手写的年代 , 这意味着更多的机会 。 ”干了两年宣传干部后 , 袁仁国被调到厂办公室当秘书 , 后来成了办公室副主任 。 1983年 , 他考入贵州工学院(现贵州大学)学习企业管理 。
1989年是袁仁国开始大放异彩的一年 。 当年 , 茅台酒厂参加国家一级企业评选被拒 , 理由是茅台酒厂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与国际标准相差太远 。 袁仁国向酒厂管理层主动请缨 , 进京争取 。 在北京 , 袁仁国陈述三个多小时 , 终于打动了评选方 。 三个月后 , 茅台酒厂获得了参评国家一级企业的资格 。 后来 , 袁仁国担任“上等级办公室”主任 , 全力为评选做准备 。 半年后 , 当时的轻工业部考核专家进场考核 。 1991年 , 茅台酒厂终于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 。 正是由于这件事 , 袁仁国的能力得到茅台酒厂高层的肯定 , 他也升任茅台酒厂副厂长 。
1998年是袁仁国的又一关键之年 。 当时 , 全国各地的糖酒公司是茅台酒的主要销售代理 。 但这一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销售代理遭遇了贷款危机 , 直接导致茅台酒提货量下降 。 同年 , 山西爆发震惊全国的假酒案 , 国内市场对白酒的需求一落千丈 。 那一年 , 茅台酒的销售任务是2000吨 , 到7月时只售出了700吨 。
1998年4月 , 袁仁国上任茅台酒厂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可谓是临危受命 。 他从全厂89名应聘者中挑选了17名营销人员 , 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全国各地销售一线 。 派出销售队伍后 , 袁仁国又在家中宴请了糖酒公司领导 。 他亲自下厨做了一顿大餐 , 并在酒桌上说:“诸位 , 江湖上有句话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 今天我请大家喝的是患难酒 , 希望各位能帮助我们茅台酒渡过这个难关!”据称 , 某次袁仁国和经销商吃饭 , 经销商使出了激将法:“你喝一杯 , 我要100箱茅台酒 。 ”袁仁国二话不说 , 连干三大杯 , 经销商哑口无言 , 只得兑现承诺 。
袁仁国用这种江湖方式完成了当年的销售任务 。 1998年底 , 茅台酒厂如期完成2000吨的销售任务 , 全年销售额比1997年增长13% , 创历史最好水平 。 从那时起 , 袁仁国就被普遍认为是董事长季克良的继任者、茅台酒厂的接班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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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茅台酒搭起的权钱交易
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事情的发展走向 。 2000年 , 贵州省轻工业厅副厅长乔洪出任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乔洪上任后 , 主持构建了全国600家区域经销商、600家专卖店组成的销售网络 。 2007年 , 茅台酒出厂价从1999年的每瓶168元升至每瓶358元 , 市场价则高达每瓶498元 , 公司销售额也从1999年的9.8亿元增至2006年的62亿元 。
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 季克良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龄 , 袁仁国和乔洪谁将成为继任者成了最大悬念 。 这一局面随着乔洪的落马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