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建党百年】缘起｜追光近代“北方华尔街”( 二 ) 近代以来

近代天津金融家由于身处的时代局限性，成为近代天津金融发展的掣肘。不过就主流来看，天津金融家还是积极吸收西方近代金融规范的经验与优点，发展了适合本土的金融体制与金融产品。他们表现出的民族意识、地域认同感与创新求实、团结协作的意识，在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北方的金融界中可谓独树一帜。他们为天津成为近代北方最重要的经济港口作出了贡献，也在整个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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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白眉（上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银行家。曾在天津金融界工作20余年，其间，他两次平息挤兑风潮，支援民族企业过难关，为了扶持华商开办中国银行外汇业务，抵制军阀勒索，在天津沦陷后拒绝与日伪合作，以超强的业务能力和高尚的人格，周旋于政客军阀、洋人豪强、敌特伪奸之间。
1906年卞白眉赴美留学， 1913年回国后，在刚刚成立的中国银行工作，后因反对北洋政府的金融政策愤然移居天津，在1918年到1938年主持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工作长达20年。
卞白眉深知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艰辛。棉纱布行业是天津的传统产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货源短缺，外汇下跌，市场价格上升，经营棉布业的商人获利较丰。大战结束后，英镑汇价猛涨，进口棉纱布成本提高，使天津许多进口棉纱
布的商号亏损，经卞白眉出面与汇丰、麦加利银行磋商，最终由棉纱布商、洋行、中国银行共同解决了这次危机。
20世纪30年代初，华北地区连年遭灾，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卞白眉自1934年开始，在天津中国银行开办农业贷款，以支持农民购买牲畜、农具、化肥、良种等。同时，华北民族工业中的纱厂大多陷入困境，积欠中国银行大量贷款。为将贷款变成投资，卞白眉请示中国银行，于1935年接管了郑州豫丰纱厂，其后又相继投资了雍裕、晋华、晋生等纱厂，既盘活了资金，又支持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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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大陆银行在天津筹备成立，总行设在天津法租界6号路（今哈尔滨道70号），总经理为谈荔孙（上图）。作为大陆银行的“掌门人” ，谈荔孙在创立大陆银行到1933年辞世这13年中，对大陆银行精心操持，鞠躬尽瘁。在当时外国银行猛烈冲击，华资银行普遍不景气的境况下，大陆银行却能脱颖而出，谈荔孙功不可没。
谈荔孙主持大陆银行，一个重要的经营理念就是服务社会。为了支持民族工商业与外商争夺市场，为了在外货倾销面前维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他作出了种种努力。如对于天津庆云麦粉厂、南通大生纱厂、六河沟煤矿、龙烟铁矿、平绥铁路、天津电话局等企业，或单独投资，或联合同业协力扶助，给予全力支持。在对常州纺织公司、上海长丰面粉公司、中兴烟草公司、苏州华盛纸厂的放款中，因各借款户营业失败而导致所欠款项无收回希望时，大陆银行一是没去打官司，二是没有因此改变对民族工业的支持态度，仍然积极开展对南京大同面粉厂、上海信大面粉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放款。 1932年，傅作义计划兴办绥远毛织厂以利民生。但苦于缺乏资金，便向谈荔孙求助，谈荔孙除了联系多家银行贷款，还替傅作义在天津与海京洋行谈妥购买整套毛纺织染机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