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史前艺术的“情境”与“靶向”思考( 三 ) 《白令海峡地区史前本体论研

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将所有的物质文化视为有意义的建构，这一态度被认为重创了新考古学的通则化目标。伊恩·霍德（IanHodder）曾言：“如果表明文化是有意义地建构的，就势必最终宣称文化的各个侧面是‘不可化约的’ 。 ”这就意味着，阐释遗存的含义，情境是必须考虑的，知晓了情境，并独立的理解每种文化情境方可能进行靶向的解读，情境为意义的解读提供了线索。当然，这并不是在否认通则性含义的存在，而是尽可能基于情境组合和异同建构意义，展现文化的多元多样。这正是后过程主义考古主张的考虑变化、创新和能动性。
在西方学习考古学、人类学多年的曲枫深谙此理。一方面，曲枫借鉴前人的理论实践来从事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曲枫绝对不想成为任何一种既有理论，尤其是普遍论的俘虏。要理解他的这项研究，情境是一个关键词。以曲枫对萨满教的思考为例。他看到了爱斯基摩民族的传统信仰是萨满教，但是，不满于凭借普遍萨满教理论模式一味追求文化的共性而忽略文化的历史性和地域上的特殊性，曲枫想搞清土著艺术是否为宗教观念的再现，通过研究，他认为许多艺术品的创作的确与其传统的萨满教仪式和宗教观念有关。但，还有一类造型艺术是对氏族或村落中发生事件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具有一种历史性意识，而与萨满教信仰无关。他认为，北美土著造型艺术源自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动因。这类情境考古和靶向的思考也延续在他对红山文化的研究中，他的研究结论是目前没有把握认定红山文化的陶器纹饰和玉器表现的兽形图案是否与幻象有关以及是否与萨满仪式和信仰有关。
伊恩·霍德将来自过去的考古学资料视为可以被阅读的文本，但前提是要有情境，脱离情境的客体是不可读的。通览曲枫先生的这部著作，我想它很好地实践了情境考古，并且还有点须特别指出的是，在民族志类比研究中，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联度、契合度、情境的相似和差异进行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曲枫强调了这一点，处理得也很妥帖。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曲枫曾经遁入阿拉斯加的冰雪世界，陌生、寒冷，也新鲜。在那里，他身临其境，复具一个外来者的视野，尝试着理解和阐释白令海峡地区的往昔，完成了属于他的独到的北极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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