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书介丨恐怖与艺术，酷儿民族主义，情感政治( 五 ) 不同于以现实政治、外交政策

此外，恐惧并非限制了所有身体的流动性，而是通过部分身体的运动来限制另一些身体的运动。尽管常识认为西方主体的身体流动性在9·11事件后受到威胁，但它其实也同时得到了维护：作为对恐怖袭击的回应，西方公民得到的最直接的行动指示可以概括为“继续进行日常事务”、“去旅行”、“去消费” ，这被视为拒绝成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勇敢姿态，但实际上如此做法维护了全球经济中资本的流动性，部分资本和机构的流动成为自由和文明的标志。而且，恐惧还成为了再动员的根本依据——经由“爱国主义”的中介，恐惧甚至能让部分身体通过认同于集体身体而占据更多空间，参与到美国的扩张和侵略中来。
如果说恐惧引发了对资本流动性的捍卫和对部分身体的动员，那么与此同时谁的流动性遭到了遏制？什么群体的脆弱惨遭无视？9·11事件后，任何被怀疑为“恐怖分子”的人都会被拘留，此为拘留权的扩大。但这显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以相同方式受到影响。一种种族化的识别和定性过程使得来自中东或南亚的人群、阿拉伯人、穆斯林移民、难民、所谓“亚洲人”甚至“东方人”成为高风险人群，遭遇无端猜忌、指控和羁押。
对于研究9·11事件与美国反恐政治引发的情感反应及其物质后果而言，《情感的文化政治》对情感政治与情感经济的探讨极具启发性。正如加拿大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布莱恩·马苏米（2010）所言，袭击后的美国认为自身陷于恐怖主义威胁中，而“威胁”是一种来自未来的情动/情感现实（affectivefact）：如果我们感到威胁，那么威胁就已然存在，且将永远存在。从情动的角度来看，威胁是自因的（self-causing），它没有真实的指涉对象，而是通过捕获潜在对象来运作自身。 “反恐战争”时代美军的“先发制人行动”会制造它声称要针对的客体，因而绝无可能出现逻辑矛盾——“虽然当下可能没有现实证据表明威胁的存在，但如果我们不先发制人，威胁一定会被制造出来” 。威胁于是获得了一种优先的政治在场，赋予了“先发制人行动”一种环境权力（environmentalpower），这种权力不求实际操控客体（也不存在实际客体供其操控），而重在调控情感、营造生命-环境——这无疑准确地勾画了“反恐战争”时代人们经历的（至少部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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