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书介丨恐怖与艺术，酷儿民族主义，情感政治( 四 ) 不同于以现实政治、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北美同性恋社群的内部重组越来越沿着白人至上主义、世俗主义和亲资本主义的方向展开。自由主义政治将部分“正确”、“良好”、“符合规范”的性少数主体吸纳进民族国家，将他们从死亡的象征（艾滋病）转变为与生命力/生产力紧密相连的主体，制造某种特定的“同性恋本位”（homonormativity）。然而，普阿尔指出，这种对同性恋主体的吸纳是很脆弱的，它依赖于对恐怖分子群体的东方主义生产， “同性恋本位”的兴起乃是改头换面的种族主义普遍渗入身份政治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实际上成为“白人优越的帮凶” 。白人性主体的“解放”是以其他被性别化、种族化的群体为代价的——例如， 9·11事件后的锡克教徒、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往往会被无端怀疑为“恐怖分子” ，遭到扣押或驱逐出境。长久以来，美国都基于白人异性恋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如今“后来居上”的同性恋意识形态实质上复制了前者狭隘的种族、阶层、性别和民族观念，而非颠覆了它们。
《恐怖主义配置》将三条轴线——美国军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美国酷儿政治的内部配置以及更广泛社会的治理化（尤其针对被种族化的少数族裔）——编织在一起，为读者呈现当下同性恋民族主义所处的网络。
本书作者贾斯比尔·普阿尔是罗格斯大学女性和性别研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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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uslimWomenNeedSaving?LilaAbu-Lughod.本书业已成为讨论穆斯林世界女性和性别问题的必读书目，加之其行文流畅、语句通俗，在学术界之外的读者群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力。 9·11事件后，西方对穆斯林女性的呈现中“拯救叙事”无处不在，这一叙事也被用来为美国入侵阿富汗铺平道路。在西方，穆斯林女性被呈现为完全的“受害者” ，而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加害者为穆斯林男性及“伊斯兰文化” ，穆斯林女性的“拯救者”则是白人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或打着这一旗号的美国军队。此外，罩袍和头巾等穆斯林传统服饰因与“自由选择权”相悖而被直接与宗教-父权制压迫划上等号。通过对政治话语和大众文化展开批判性分析，阿布-卢赫德彻底驳斥了上述框架。她将为入侵和干预提供合法性的“女权主义”称为“帝国/殖民女权主义” ，揭示了其背后的帝国傲慢与殖民心态。她通过分析欧美社会中衣着的规范性话语破除了西方颇为流行的“自由选择”的意识形态迷思，表明遮罩身体/穿着特定服饰与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她反问道，为9·11事件寻求解释时，为什么（边界分明、内部同质、静止不变的）“文化”概念成了恐怖袭击最相关、最重要的解释因素，而不是诸如地区历史、地缘政治、政权更迭或全球化等因素？为什么穆斯林女性遭受的压迫被认为主要来自宗教（“伊斯兰”）？为什么阿富汗女性的身份、年龄、种族、阶级、具体宗教背景的复杂差异被压缩为具有同一愿望、面临同一未来（被西方解救）的同一形象？
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在为压迫寻找借口，而是更负责任地思考穆斯林女性的生存处境和权利问题的起点。通过撼动自由主义价值的道德确定性、对“权利/人权”框架的普世性（它随时可能转换为霸权[hegemony]）展开质疑，阿布-卢赫德希望能回到经验现实来思考穆斯林女性的苦难和艰辛为何、其真正根源为何、如何有效改善她们的处境等一系列问题。她以自己在埃及贝都因社群数十年的田野经历为基础，描摹了穆斯林女性的日常生活——她们的梦想、欲求、愤怒和失望，她们的幸福、虔诚、主动性与坚韧。阿布-卢赫德反思了社会科学（人类学）进行普遍化的方法以及为“文化”分门别类的倾向，为诸如“宗教”、“父权”、“结构”、“能动性”、“选择”、“自由”、“主体”、“抵抗”、“解放”等大词赋予了具体意涵。
本书作者莱拉·阿布-卢赫德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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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ulturalPoliticsofEmotion.SaraAhmed尽管《情感的文化政治》并非讨论9·11问题的专著（书中有两章直接与9·11事件相关），但本书的情感政治视角对于理解9·11事件、特别是其后果和效果而言大有助益。艾哈迈德的基本观点是，情感是社会性的文化实践，而非个体的心理状态或身体特征。身体通过情感与流行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情感的文化政治通过使部分身体边缘化来制造他者。情感具有物质性，通向集体政治和社会联盟，这种社会力量体现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中，甚至可以创造国家身份认同。与许多探究“情感是什么”的理论家不同，艾哈迈德着眼于“情感做了什么” ，即情感的“工作”（work）或物质运作过程——它如何“制造”和“形塑”了我们的身体反应与面对他人的方式，如何在主体间“滑动”和“循环” 。在具体谈及9·11事件时，艾哈迈德详尽分析了“恐惧”（第3章）与“厌恶”（第4章）的情感政治。以“恐惧”为例，恐惧并不来自内心，继而向外转移到物体和他人身上；恐惧的存在是为了确定身体之间的关系。恐惧能作为一种情感经济发挥作用，它并不积极地驻留在特定的物体或符号中，而是在符号之间和身体之间滑动。在恐惧的空间政治中，一个常识性的假设是，最脆弱的人最恐惧，恐惧可被视为对脆弱的“合理反应” ，而脆弱本身被认为是部分人的内在品质或特征。然而，艾哈迈德分析指出，对危险的焦虑与受害程度无关， “那些最没有危险的人反倒最害怕” 。在9·11袭击之后的美国，由于恐惧的直接对象的丧失，恐惧变得愈发可怕。人们越是不知道自己害怕的是什么或是谁，整个世界就越是变得危机四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