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书介丨恐怖与艺术，酷儿民族主义，情感政治( 三 ) 不同于以现实政治、外交政策

本书审视了经久不衰的浪漫主义文化中的激进精神，意在鼓励读者重新思考对于艺术遗产的流行观念，挑战了认为艺术总是“好的”、“良性的”的成见。两位作者认为，艺术追求不可能实现的犯罪性的努力注定失败，因为文化不可避免地具有保存自己的趋向，而且越界者和越界之物终会被纳入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的逻辑。因此，需要想象另一种艺术欲望，这种欲望不寻求越界和改造，而是坦承世界不会因艺术彻底改变，愉快地进入边缘，放弃所有激进社会变革的野心。这种艺术只保有最低限度的希望——由于艺术家的存在，当地的文化社群可能会产生些许不同的观察方式，甚至可能会带来一点微小的改变。这是一种不会以失败和绝望告终的艺术承诺，因为它弃绝政治野心、忠于永久放逐。
本书作者弗兰克·兰特里夏是杜克大学文学和戏剧研究教授，乔迪·麦考利夫是杜克大学戏剧实践研究教授。
6.

文章图片
CloningTerror:TheWarofImages,9/11tothePresent.W.J.T.Mitchell.克隆与恐怖主义有何关联？W.J.T.米切尔从图像学和符号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可被称为“克隆恐惧症”（clonophobia）的心理背后暗含的一系列焦虑，追溯了将克隆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深刻文化逻辑——这一逻辑在9·11事件后愈发明显地表现出来。克隆与恐怖主义皆为图像性（iconic）概念，充满意识形态和神话意涵。克隆的意象足以调动整个政治光谱的反感——从世俗主义对“非自然”过程的焦虑到宗教传统对“扮演上帝”、创造和毁灭生命的禁忌。它逐渐成为变种人、复制人、赛博格乃至（9·11事件后）无意识、无灵魂、丧失个体身份、时刻准备牺牲自己完成自杀式袭击任务的大批战士的同义词。米切尔认为，克隆需要放置在“生物控制论”的时代背景下理解。生物控制论时代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历史继承者。如果说机械复制时代的特点在于流水线工业生产与摄影和电影技术中图像的机械复制这一双重发明，那么到了生物控制论时代，流水线生产的不再是机器，而是生物体和生物工程材料；图像生产也从传统摄影和电影技术转向视频和数码相机的电子图像。简言之，克隆乃信息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双重革命、“计算机和培养皿”的结合，因而成为生物控制论的代表。
部分得益于新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能力，当代恐怖主义往往在生物信息学框架内被描述为一种堪比传染病的社会现象，常常被类比为潜伏的病毒、癌细胞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恐怖主义的关键在于其背后的心理-生物假设，它是一种心理战策略，旨在催生民众的焦虑和恐惧。它通过上演相对有限的暴力行为打击民众士气，煽动民族国家做出（过度）反应。如果说战争通过图像和对图像的破坏对民众集体想象力施展攻击，那么恐怖主义则是一种主要在想象层面运作的战术。尽管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不带有军事意义，但却制造了一个奇观，给国家带来剧烈创伤。
从这一视角看，反恐战争产生的效果可以用“克隆恐怖”（cloningterror）来概括。反恐战争并未击溃或减少恐怖主义威胁，而是恰恰相反——似乎在每宣布杀死一名恐怖分子后，很快就会有更多无辜者不得不为其殉葬；无人机袭击的“附带损失”似乎与成功的精准暗杀一样多；每一次战术胜利似乎都与民主化和“赢得民心”的总体目标愈行愈远；反恐战争似乎在让敌人变得更多、更强大、更坚定；常规战争手段（轰炸、入侵、占领）究竟是对恐怖主义这一疾病的治疗，还是实际上使其恶化？
本书作者W.J.T.米切尔是芝加哥大学英语和艺术史教授。
7.

文章图片
TerroristAssemblages:HomonationalisminQueerTimes.JasbirPuar美国的“海外”战争与美国“国内”的酷儿和性别运动有何关联？在《恐怖主义配置》一书中，贾斯比尔·普阿尔将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福柯的生命政治、德勒兹哲学以及技术批评等理论框架结合起来，运用包括政府文书、司法档案、电影电视、民族志材料、酷儿媒体以及社会活动组织宣言在内的众多材料，揭示了“反恐战争”背后的文化政治，挖掘了酷儿运动被重新配置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同谋的过程。一方面， 9·11事件后，美国战争机器的开动需要“进步与正义”的伦理口号， LGBTQ+运动因而也被招募进来，参与爱国主义实践和展示。普阿尔认为，将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纳入国家项目至关重要，当代民族主义依赖于将少数群体（不平等地）纳入政治体中，用“进步”主张来支持军事扩张。（美国化的）性少数群体成为“文明”的新基准，其他社会均以此为标准被评判高下，进而成为美国的制裁/打击对象。